在鲜花与掌声的背后，鲜为人知的却是，茅于轼在46岁左右才开始学习经济学！而此前，他曾经当过火车司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被学界排斥在外！他坦言：“我被国内经济学界承认，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

    1.从火车司机做起茅于轼于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世家。他的父亲是中国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著名铁路运输专家茅以新，而他的二伯父茅以升，就是那位写进了中学课本里的著名桥梁学家。

    茅于轼的早期，可以说是继承了父业。他于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开火车的司机。然而，他极其上进，工作很努力，业绩非常突出，很快就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他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抄了家，家人受虐待，自己被赶到山西。

    但就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茅于轼仍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论原理讨论机车牵引热工动态性能；用概率论作了机车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分析，建立了铁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论模型；还应用变分法推导了列车牵引中的能量方程。但在这时，茅于轼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铁道工程学的领域之内。

    2.年近50学经济茅于轼是在1975年左右开始学习经济学的。他为什么对经济学突然感兴趣了呢？70年代初，他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并以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工程师的眼光，认识到经济学是要研究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而他深厚的数学修养更使他一下子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线性规划的创始人康托罗维奇等人。茅于轼在那个闭塞的学术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经济研究的世界前沿问题，这却是他当时所不知晓的。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潜心构造自己的经济学世界。

    但在当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而茅于轼所学习的是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面临的阻力和压力都很大。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茅于轼有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他学东西，并不注重做题，或者那些学习技巧，而是注重对定理的深刻理解。一些重要的理论，自己再发现一遍。学习一个原理，除了要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是成立的，还要找出它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找反例，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它。现在的教科书大多存在重大缺陷，通常只讲述什么是对的，而不讨论什么是错的。

    而实际上，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都是推翻前人的结论而得出的。比如初中物理就讲授的欧姆定理，非常简单，但直到现在，真正透彻懂得的人并不多。事实上，一个人会不会被电击死，不光是要看电压，还跟人当时的心情有关，因为人的心情影响电阻的大小。又如，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90%以上的报纸将百分比用错了。如某篇文章说，“根据调查，主观上感觉自己很快乐的人只有31.89%。”作者错在不必要地用了过多的位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主观上感觉快乐的人不到三分之一”。还比如说，某村庄“今年增加了120人”，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今年”到底是从哪一天到哪一天？就是靠着这种最简单的，最常识的，但是最直接的思考方法，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他于1979年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他认为，择优分配原理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柱，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1981年，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他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此后，他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学文献，并和自己的想法参祥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

    茅于轼先生以经济学随笔为刀锋，深刻地探究、揭示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非常重大的问题，被人们尊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他被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世界名人……

    3.被“经济权威”拒之门外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争得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氛围，茅于轼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后来，他又同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商谈，还是被拒绝。到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

    当问及那两个研究所拒绝他的真正原因的时候，茅于轼的反应很平静。他说，国内学术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能树立一个流派，也就是说不服别人，自己搞一套。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特别是欧洲，就有很多学派。怎么会形成学派呢？有一个人作出某个理论，马上就有人响应，然后就建立研究所，跟着做。中国经济学现在有20年或者说15年的历史了，但现在看不出形成什么学派了。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茅于轼没有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尽管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制定，但在经济理论上仍然受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所束缚。主流经济学派仍然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异端。茅于轼发展或者说是倡导的经济学，是同主流经济学不相容的。难怪他被拒之门外！

    4.“耳顺”才成“家”

    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可以说是茅于轼学术生涯上的一个转机。他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那里的研究环境很宽松。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茅于轼称，在社科院美国所10年是他进步很大的10年。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看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茅于轼撰写的、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茅于轼的随笔从此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上，都可以经常读到他的新作。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茅于轼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他从1987年起就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协助学会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出版过许多图书杂志，其中比较流行的除《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之外，还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水平高、有创见的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做到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开始注意茅于轼，开始承认他是经济学家。国外学界也开始关注茅于轼，他被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1993—1994年度世界名人，入选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于1999年获ATLAS基金会办法的该年度AntonyFisher国际纪念奖。

    5.将辞去天则所理事长职务最近几年，茅于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如在山西成立扶贫基金，开展小额贷款；在北京成立以扶贫为宗旨的保姆学校。这些，《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媒体都作过大篇幅的详尽报道。为了这些事业，他逐渐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他对自己近年来没有再致力于去写关于《择优分配原理》那样专业的经济学书籍并不觉得遗憾。他认为他要为社会提供最为需要的东西，普及经济学知识，让中国人更快地致富。

    茅于轼说，他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是快乐的最大化。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别人快乐，正是他自己的快乐。他还表示，因为精力太有限的缘故，最近将辞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的职务。他打算将精力集中在扶贫等事业上！

    《国际金融报》 200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