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受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课题委托，在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前景” 论文中表示：中国的民营经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到1999年，民营经济就业8300万人，产值占全国GDP的13％以上，而且1996年～1999年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的企业数都是负增长率，只有民营企业数增长率超过20％。民营企业主要聚集在第三产业，高达69％，这主要是私企融资困难，而第三产业所需的资本相对较少。私企在东部的发展明显地比其他地区更快。这是东部经济比较活跃的原因之一。

    需要完善的社会环境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在很多障碍下的发展，要想完全焕发他们的活力，茅于轼认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而这其中大多是政策、市场环境的问题。

    首先民营企业是在与软约束竞争。过去三年中国企脱困，通过债转股国家免除了国企每年几百亿元的利息负担，去年民间有1400多亿元的资金流入到股票市场，其中95％以上都到了国有企业。换句话说，国企仍然享受软约束的优惠。在同一个市场中具有硬约束的企业和软约束的企业竞争，前者必然处于不利地位。

    在法律上国企和民企使用不同的法律条文。在法律的执行上，对国企和民企也不一样。私营企业在市场进入上有许多限制。政策规定私企不得参与使用稀缺资源的生产；不得从事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的活动；不得参与可能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的活动。大城市对外来打工人员设置各种障碍，使得私企在寻找合适的工人时增加了困难。

    私企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获得投资或银行贷款。中国上市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二是私企，所以私企几乎不可能从股票市场上得到融资。四大商业银行主要是为国企服务的，而不是为最能有效运用资金的企业服务的。根据人民银行年报，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企业贷款是用于流动资金的，而其中不到1％是借给私营经济的。此外，社会保险的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国企，由于社会保险的不健全，使得劳动者在私企间的流动发生困难。

    塑造健康的肌体

    当记者问到：民营经济发展的可操作性现实方案时，茅于轼说：“除了以上社会环境方面的障碍外，民营企业自身的现状也约束着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最明显的是私企的公司治理非常薄弱。 大部分私企都是家族制。根据1997年的调查，将近一半的业主由自己对重要决策负责，不到15％交由董事会去决定。把经营权交给雇来的经理的不到1％。这是小企业发展开始时的普遍现象，但是如果不加改变，这将限制企业的成长。

    私企的研究力量是不足的。只有22％的私企自己或者委托咨询公司做过市场调查。由于私企福利不完善，私企很难得到技术精良的工人。由于财务不透明，私企往往做三本账，一本给税务局，一本给银行，一本给自己用，这样私企很难吸引外来资金，也不容易得到大的合同。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很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所为。这种信用环境大大地缩小了企业的活动空间，降低了经济效益。私企的劳资纠纷比其他企业的增长快，经常性的劳资纠纷增加了企业成本，限制了它的发展。80％以上的私企都没有工会组织， 因而职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劳资双方缺乏沟通的渠道，对劳资双方都是不利的。

    面临三大机会

    茅于轼在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景时，认为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着三大机会：第一，加入WTO的规定肯定对民营经济会有良好的影响。有些双边或多边合约直接涉及民营企业。国家计委已经宣布，凡是对外开放的行业也都将对内开放，这也给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入世以后，由于降低关税，国内的经济结构会经历较大的变动。基本形势将是原来的国有垄断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会经受强烈的竞争，但是民营经济大多数在劳动密集行业，所以对他们是利大于弊。

    第二， 国企改革成功也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的发展。其实国企改革的前景是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首先，国企改革必然有大量职工下岗，能够吸收这些下岗人员的唯一地方就是民营企业。国企改革如果成功，它必须是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它必须是和民营企业来竞争。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国企和民企又是互补的。它们的经理、职工、资金、信息都应该和民营企业有充分的交换。此时国企和民企的行为是相似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办得很好的国企，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相反，如果国企和民企永远在两条轨道上运行，互相不交换，不沟通，国企不参与竞争，靠软约束支撑，国企永远也不会变得有效率。

    第三，西部开发给民营经济带来的机会。西部有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并不是缺乏资金或人才，西部落后的真正原因是市场没有发展起来。民营经济注入西部，无疑会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民营经济带来机会。

    关键是政策的突破

    茅于轼最后谈到民营经济突破软约束，归根到底还是政策性的突破。

    首先是保护私有产权。从西欧的历史看，自从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口号以后，个体工商业才能免于特权贵族的侵犯，逐渐繁荣起来。在目前保护私有产权可以避免大量的资本外逃。第二是改善投资环境。主要是指投资的软环境，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对企业的服务，法律纠纷的公正审判，企业之间互相关系、竞争或互补的处理，劳资关系的规范化等等。第三，发展中介组织，改进企业治理。第四，改善社会信用，减少资金流动的阻力，扩大经营范围。资本和劳动不能结合，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第五，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发展民营银行。

    中国经营报 2001年0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