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的重大发展战略选项。这一战略选项以及相关促进政策体系极大地推进了这些省市及所在区域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同时，开放观初级化和增长方式粗放化又使得这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支撑力和环境承载力出现极限化趋势，其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受到日益凸现的制约。因而，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新开放观，具有理论和现实的迫切性。

一、迄今的开放观须调整和革新

沿海开放省市提出经济国际化战略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现实的需求性，但迄今的发展观和开放观也有一定历史局限和非理性增长冲动因素。

经济国际化是指各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扩大和加深的一种客观趋势和进程，其实质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本和技术缺口巨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长期闭关自守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之后，各地把引进外资作为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符合规律的发展。从发展的实际进程看，以发展加工贸易出口和引进FDI为重点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率先发展地区、接轨世界经济体系的前沿平台。

同时，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进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分别达到了89.5%、47.5%和5.4%。对外依存度与风险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我国主要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当今的国际分工已由国家和产业间的分工深入到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分工，以产品价值链为国际产业化的基本单元，但是，以知识和资本支配劳动的基本性征并未改变，且继续强化。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为主参与国际分工必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的易转移性和国外进口商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力，加剧了国内出口商品以价格为主要手段的竞争。二是收益分配的微薄性。加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挤压和国内各地的无序竞争，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特性。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地方政府和企业从发展当地经济的需要和相互竞争出发，不乏非理性冲动和追求政绩的动因，其招商引资饥不择食，“追高逐低”(过分放宽对外资的监管，以牺牲环境和劳工利益来吸引外资)，恶性竞争。这样的结果：一是扩大和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控制和垄断地位，削弱了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在竞争中处在被动和不平等的地位。二是扩大和强化了外商投资对本地产业结构的扭曲，对关联企业发展的压制，对本地品牌的挤兑和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阻碍。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因对跨国公司和FDI的过度依赖，出现我国比较优势被锁定，致使产业技术水平长期低端化的威胁。三是资源严重浪费和流失。突出表现是层层级级大办开发区，对外商投资实行低价甚至零价格供地。有的外商利用各地引资的无序竞争，搞“候鸟企业”；有的设备投资“以次充好”，虚报天价，项目尚未开工，投资成本已经赚回；有的利用公司内部定价和利润转移机制，高进低出，把账面做成亏损，实际上大发其财。

二、新开放观的核心：增长理念与增长方式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新开放观，核心是转变增长理念和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量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投入产出比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指标，生产过程及产品消费对环境造成的负荷和污染(绿色GDP)和资源循环利用(循环经济)是愈益重要的评价因素。经济学家强调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作用。库兹涅茨研究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增长(人均GNP增长)的25%来自投入要素量的增加，75%来自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他还指出，科技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它必须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相结合，才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舒尔茨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很多，作用机理复杂，它既是一个微观的“技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的“社会经济”问题。增长方式决定增长能否带来发展和带来多大的发展。

“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命题，对我国仍有现实的针对性，作为就业压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要集约化，发展要协调和可持续，以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前提，以科技进步为主动力，在总量的扩张中实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还要用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尺度来衡量。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协调同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

三、树立新开放观：基础与目标要点

新开放观要求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快构建外向型经济发展与经济集约化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

改革开放27年来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首先是沿海地区基本上突破了发展初期的储蓄和外汇“两缺口”的约束。长三角区域经济具备了必要条件，可以实现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向人力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我们必须通过进一步调整发展思路，优化区域资源整合，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构成外向型经济发展与经济集约化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充分条件。目前，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切入：

第一，因应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实行“参与”和“承接”并举互补对策。

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一是以跨国兼并和建立战略联盟的方式巩固和扩大垄断地位；二是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突破传统的国家和产业边界向产品生产“价值链”层面的深化，通过产权性和非产权性联系，把发展中国家那些具有突出比较优势和竞争潜力的企业与生产环节整合进其全球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主要是以“强强联合”的产业整合和产品与服务“价值链”的分拆“外包”这两种形式推进的。宝钢等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战略结盟，加快崛起，填补了我国在世界500强中制造业企业的“空白”。一旦实现“零的突破”，崛起为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就能为我国本土企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中小型企业也要抓住机遇，承接转移，加快发展。“参与”和“承接”并举互补，加快静态比较优势改造成动态比较优势，就能逐步解脱在国际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锁定。

第二，加快自立技术创新的基础和能力建设。

外向发展中对跨国公司的依附和低附加值输出，根源在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弱，出口产品本地品牌少。目前，我国一般贸易多为“贴牌生产”，加工贸易用的是外国品牌。高档产品主要依赖国外核心技术引进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加工组装。自己不掌握产业高新技术部分和环节，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和能力建设，关键要加大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技能培训的投入以及R&D投入。要加快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变、科技和教育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变、人力资本和人才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变，把这“三大转变”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和基础。

第三，以资源集约、产出效益和环境效应为标准，从“引资”转向“选资”。

我国石油、煤炭、铁矿石和其他金属矿藏等战略资源可开采储量越来越少，人均资源占有率极低，土地人均占有率低于0.8亩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发展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资源瓶颈约束趋紧。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产业集聚、集约发展的有效载体，太多太滥就失去了它原来应有的作用。去年的清理整顿切断了开发区泛滥、相互攀比、恶性竞争的根基，创造了回归其作为“成长核”原点的环境，从而保证了国家级和省级以上重点开发区能够以尽量用最少的土地占有、最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用尽量高新的技术，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发展。许多城市和地区以这一次宏观调控为契机，积极探索“零土地”招商引资途径，开始从“引资”向“选资”的转变。总之，要提高产业集中度，建设节约型社会，推广循环经济模式，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走出去”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

我国要成为“世界工厂”，长三角要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有海外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的支撑。我们不必讳言“走出去”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的目标，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奉行尊重别国主权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开发、利益共享、实现双赢的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愿意让其他国家合理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这完全不同于历史和现实的霸权国家的强取豪夺，以损害资源国的发展谋求自己的垄断发展。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是提高我国“走出去”水平的战略举措，也是“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和难点。国家发展战略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协调，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要形成合力，国家级企业集团要“走出去”，地方级企业也要着力“走出去”，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第五，处理好工业化形态与景观形态的关系。

新兴工业化产业形态是明晰的，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兼有规模、效益、品牌和国际竞争力，形成园林化国土与集聚化产业协调和谐的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农业和农村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作为不可或缺的景观和生态平衡空间升华到极其重要的高度。在人口密集，土地、水等资源和环境支撑力不足以承受的情况下，尤其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给后人留下赞叹，而不是遗憾。

(作者朱乃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