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变化的关键发展阶段，面临着一些新趋势、新局面和新问题。由于改革开放所采取的先易后难的渐进方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引起一些深层利益矛盾的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应特别注重加强对社会心态的研究。社会心态实际上就是群众心理，反映的是民意人心，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上广泛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心理状态。

当前的社会心态存在着一些积极的态势和特点：一是人们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形成普遍共识，国际上一些国家政治内乱和宗教纷争(包括所谓“颜色革命”的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生活窘困的后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关键的发展阶段，一定要维护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避免突发事件打断增长的过程；二是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更加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发展的紧迫感，效率和竞争意识显著增强，形成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社会心态；三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一、当前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心态总体上产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价值取向出现的多样化趋势也使社会心态出现复杂化的趋势，特别是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利益矛盾，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各种不满情绪。这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影响到对干群关系的看法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全国范围的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排在第一位的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在判断“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排在第一位的是党政干部。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社会成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社会成员中，约有70％左右的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群众在近年会产生这种看法，大概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很多企业经营困难，企业一般管理人员和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地方官员的群体性腐败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

2.贫富差距的扩大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的方法测量，还是按照五等份收入分层倍数办法测量，收入差距都是在快速扩大的。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虽然按照国际测量标准，处于差距过大的状态，但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客观差距的大小，而是人们对造成收入差距原因的看法。

人们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其实主要的还不是在事实上的差距，而是对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些原因不满，即普遍认为，这种差距并不完全是生产要素贡献和人力资本差异的反映，而是受一些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素影响。其一，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在人们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其二，部分群体的比较利益过低、收入提高受阻甚至绝对收入额下降，使部分人群产生相对剥夺感，在某些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会发生失去理性控制的集体行为。比如在一定的收入差距状态下，如果人们普遍认同收入分配秩序的公正性，那么这种差距并不可怕，但如果人们对收入分配秩序的公正性产生普遍疑问，即便客观的差距并没有到危险的临界点，也会成为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所以，重要的是能否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其实和失业率一样，有一个合理区间，太小会造成竞争效率损失，太大会影响社会稳定。分析收入差距问题，不仅要看初始收入差距多大，还要看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调节以后，最终收入差距有多大。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有一些值得警惕的新特点，那就是过去虽然差距也在扩大，但各个收入阶层普遍获益，只不过一些人收入提高得快一些，另一些人提高得慢一些。但近几年来，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一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没有什么提高，甚至有一部分人出现了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3.改革预期前景的不稳定影响到即期消费倾向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越来越多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后勤服务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这些方面的体制处于新旧交替、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状态。在一些方面，这种不稳定状态使得远期的消费预期也变得很不稳定，例如，以后的养老费用有没有保障？医疗费用需要自己承担多少？会不会失业？子女教育到底需要多少费用？住房能不能买得起？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现在都变得不太确定。特别是子女教育费用，近几年城镇居民储蓄目的调查都显示，子女教育被排在包括养老、买房、医疗等各种储蓄目的的第一位。

改革预期前景的不稳定和远期消费的不知底，影响到居民的即期消费倾向，这是内需难以支撑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4.应防止新民粹主义的倾向

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地增长，中国的国际经济社会地位也在快速地提高，近几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在国内外媒体上讨论的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排外的新民粹主义倾向。

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应当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搞好国内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也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所以，对中国的实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实际的发展水平，媒体也不应有不切实际的估计。根据国际经验，在一个国家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经济上崛起时，要警惕和防止出现新民粹主义的倾向，防止这种倾向影响到理性的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

二、社会心态变化出现的新特点

随着现实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行为方式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当前的社会心态变化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1.社会心态变化与客观发展形势的不一致

社会心态的变化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形势是社会心态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心态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时一些偶然的事件和变故，也会对社会心态产生重要影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选民心理的分析，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议很多的研究领域，但多数分析结果表明，现代选民的心理，越来越超出阶级、职业、收入地位、年龄群体的影响，一些围绕着问题意识和价值认识形成的“新利益群体”和“新社会运动”，成为影响选民心理和实际选择的主要因素，争取中间选民成为竞选的关键。

在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到社会心态变化与经济发展形势的不一致的特点。比如，2003年是经济重新启动和进入快车道的一年，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按说人们的精神应当更加振奋、心态也应更加积极。但调查结果表明，2003年城乡居民的总体满意度却略有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在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一些发展指标的平均数掩盖了很多问题。2003年虽然经济重新快速增长，居民平均收入也有较大增长，但多年不变甚至下降的物价，也重新开始提高，特别是食品价格上升较快，这种增长对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生活影响很小，而对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较高的家庭，生活影响较大。但这种情况能够影响城乡总体满意度，说明生活因价格变动而受到影响的家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要注意研究和分析不同收入家庭的实际生活变化，要防止随着经济增长和其他人群的生活的快速提高，出现一部分人、甚至相当大一部分人绝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

再比如，2004年社会治安的总体客观指标是有所好转的，但当年对党政干部的调查和对城乡居民的调查表明，社会治安在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排序中，位次更加靠前。因为影响人们对社会治安看法的因素，影响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其实不仅仅是犯罪率，还包括就业的情况，恶性案件发生的情况，等等。

社会心态反映的是民心人气。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由于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比较复杂，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心态变化与平均化的客观指标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也复杂多变，而且人们所处的地域和社会阶层不同，心态也会产生差异，这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2.社会心态变化的从众性

在社会心态的变化中，从众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社会心态虽然来源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却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着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相近人群看法的相互影响、舆论、街谈巷议、甚至传言，都会对社会心态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当一种普遍看法形成以后，往往会造成对一些客观问题认识的偏差。比如，在我们的近期调查中发现，在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中，出现了“普遍偏下”的现象，即根据国际比较，城镇居民认同中层的人群比例小，而认同下层的人群比例过大。根据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下，不仅低收入阶层对自身的收入情况不满意，就是收入在中层甚至中上层的一部分人，也对自身的收入情况不满意，因为不同的人群，其进行比较的参照体系是不同的。而社会上的普遍情绪，会影响到个人对问题的判断。

3.利益的变化曲线和心理预期是影响人们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

影响人们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还不仅仅是人们在社会利益格局中所处的实际位置，而是其自身利益曲线的变化方向和心理预期。比如，我们把农民工与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虽然就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来说，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要普遍好于农民工，农民工从事的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待遇低的工作，是一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不愿从事的，但失业下岗职工中弥漫的不满情绪，要比农民工强烈得多，各地经常发生失业下岗职工的示威、静坐、请愿、甚至堵塞公路和铁路交通的事件，而农民工除了个体化的、小群体的用极端手段追讨拖欠工资的事件，全国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事件。其主要原因是，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比较的是自身的过去，他们的利益曲线是上升的，他们对未来的心理预期是积极的，而对于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来说，其利益曲线是下降的，很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悲观失望的不满情绪。所以，分析社会心态，对不同的人群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要特别注意那些利益的变化曲线下降的群体的社会心态。

4.注重研究价值矛盾驱动的新型社会冲突

随着现实的社会利益结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人们的观念和价值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出现了价值认同多样化的趋势。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地域人群、不同的年龄段人口，对一些基本价值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差异。这是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和转型期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1970-198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碎片化”的趋向更加明显。

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质利益的差别是造成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人们以往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物质利益矛盾的分析。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

根据统计分析的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了。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那些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那些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由价值认识导致的社会行为趋势，在国际上被称为“新社会运动”，即参加这种集体行为的人群，没有明显的利益群体标志，而是由一些共同的价值认识驱动，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类型。

三、探索新的心理调适和价值整合的办法

针对以上所分析的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和特点，我们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1.加强反腐败、反贿赂，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应当继续加大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遏制腐败蔓延的趋势，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需要常抓不懈。当前应注意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最近各地在实行阳光工资制度的过程中，也有借机普遍涨工资的现象，有的公务用车改革，变相补贴太高，中央及时发文叫停，是完全正确的。公务员工资的地区差异，在目前财政体制下很难改变，调整要有一个过程。要防止借公务员工资改革，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这样在群众中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要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使工资水平和标准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相适应，而不仅仅是与地方财政和创收能力挂钩。

2.注意社会发展中利益曲线下降群体的社会心态

对于社会心态的变化，不仅要注意整体的社会心态变化，更要注意那些利益曲线下降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当前，这些群体包括失业下岗职工、失地农民、部分离退休干部、部分转业复员军人，等等。要在妥善解决一些具体利益问题的同时，加强对这些群体的社会心态调适工作。要注意解决人民群众普遍不满的一些问题，但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都能解决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所以新时期的思想和价值整合工作，不但不能丢掉，而且要研究和探索新的思路。

3.加强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社会心态变化的引导工作

现在的青少年一代，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的父辈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但他们在20年以后，毕竟要担负起建设我们国家、带领我们国家走向未来的重任。在我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也要适应新的变化，更加注意利用符合新一代特点的方法，来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观和意识形态。比如，志愿者的做法，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对于我们塑造主流价值观很有成效。在这方面，应当研究一些新的办法。否则这方面的工作往往成本很高，收效不大。

4.注重社情民意和群众舆论的调查

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注意社情民意和群众舆论的调查，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应当开展定期的社情民意调查，建立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跟踪监测体系。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特别注意研究民众权利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提高社会管理的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社会稳定。

（作者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