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一大早，浙江省永嘉县张溪乡张溪村的老人陈爱香在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擀制山乡麦饼，她笑着说：“年纪大了，麦饼裹得没以前那么圆了……”

陈爱香是浙江省最老的寿星，今年110岁。

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点心，40多位晚辈围坐在老寿星周围，向她祝贺节日。不少在外地工作的晚辈也纷纷打来电话。为陈老太免费体检的县医院内科医师说，老人的血压、心跳和呼吸等指标均正常。永嘉县副县长专程到山村，送上县政府的节日慰问金。

因了健康和亲情，陈老太很快乐。从她身上，可以看出浙江城乡居民的快乐源。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我省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由于其对快乐源的研究近期受到广泛关注。

快乐指数

反映实际生活感受

“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通过对城乡居民的快乐指数测度分析，可以对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感受状况有一个更加确切的了解。通过这项研究，也可使我们进一步关注经济增长是否促进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与社会和谐发展。”课题组负责人、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陈惠雄教授说。

陈惠雄长期从事快乐理论的研究，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专著《快乐论》。2003年9月，他在吸收国内外快乐测量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主客观指标结合的快乐指数调查表设计。

快乐是人类的一种愉悦的主观感受，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影响人类快乐的有六大要素，分别为个体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环境状况。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为：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快乐感影响因子，有健康状况、个性喜爱、家庭关系、相对经济地位、就业状况、环境条件等16个。调查问卷发送到全省各地，随机选取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89份。

快乐之源

城乡之间大不同

农村居民是否与城市居民同样幸福快乐？对收入及社会发展是否同样感到满足？如果不一样，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

课题组测算出不同职业人群的快乐指数。数据表明，不同人群的快乐指数及不同时期的快乐感均有显著差异。

职业区别是造成人们快乐指数存在区别的主要因素。在快乐指数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的快乐指数最高，为0.72。其次为私营业主、教师与医生，快乐指数为0.7。之后依次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生0.68。企业一般管理人员0.67，农民0.66，工人0.64。快乐指数最低的为退休、下岗人员，仅为0.63，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近10个百分点。

浙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浙江不同人群的快乐指数已处于比较满意的水平。其最高快乐指数水平，已与美国平均的快乐指数水平（0.72）一致。这一研究结论，改变了国际上对我国居民快乐指数偏低的看法。

健康与亲情是城乡居民快乐的主要来源。在第一快乐源选项上，城乡居民分别有51％与50.6％的比例认为来源于健康，分别有27.4％与20.9％的比例认为来源于亲情，两个指标合计均在70％以上。不过，农村居民从亲情中获得快乐的比例，远低于城市居民。调查执行者、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吴丽民博士分析道，由于农民收入普遍低，经常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为争夺家庭资源配置而损害亲情。仅有的钱，是用于家中老人治病还是小孩读书，就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性选择案例。还有，浙江农村人口外出比例较大，有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力、10％的农村总人口外出打工，造成这部分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关爱障碍，导致其亲情快乐感的下降。

有68.4％的农村居民认为其痛苦主要来源于收入，这一比例高出城市居民26个百分点。这表明，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还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依然为收入不足而痛苦。这一点，可以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这一经济现实来解释。

研究成果

助推和谐社会建设

研究报告基于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理论分析，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模式的初步理论框架与政策建议。

关注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与拖欠等问题。报告对浙江城乡居民的快乐指数调查分析表明，只有较少比例的农村居民从家庭获得快乐，同时有较多比例的农村居民正在承受孤单所带来的痛苦，显示农民（农民工）家庭环境处于劣态。家庭、婚姻、亲情是快乐的重要因子，以损害家庭稳定为代价的经济收入增长，其负面影响将是巨大的。如何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亲情快乐感下降问题，将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的公共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加以更多的保护。研究显示，浙江城乡仅有0.9％与0.6％的居民快乐来源于环境，仅有2.9％与1.8％的居民痛苦来源于生态环境差，表明环境因素是人们快乐感的外端影响因子，公众对公共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能会弱于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意识。人们往往缺乏对环境的关心，导致生产、消费中大量损害生态资源短期行为的发生。

注意改善工作环境，减少职业环境对于人们生活的胁迫，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调查表明，浙江城乡分别只有5.4％与2.9％的居民快乐来源于工作，相反，有17.7％与16.5％的居民痛苦来源于工作压力。这说明工作环境处于劣态，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多于快乐。工作性质这一激励因素远没有发挥其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