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学翻译主将回忆辉煌时代 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前景堪忧
1940年出生，北大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
著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译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语反法西斯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鲁文·达里奥、加西亚·洛尔卡等人的诗集十余部以及《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等小说，并翻译和校注西文版《红楼梦》。
“文学爆炸”在中国
编辑提示
几乎所有读者都知道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而在不久前的北京冬季书市上，这套书正在3折甩卖，与此同时，不少读者却常常感叹这套书遍寻不着。拉美“文学爆炸”影响巨大，可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工作也没有做好。
20世纪60年代，一批拉美作家相继发表作品，引发了著名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是直到“文革”之后，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社科院，他们说起博尔赫斯，我们这边却几乎没人知道，才引起我们国家对拉美文学的重视。
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作品集还有《人鬼之间》这批著作被翻译出来之后，中国作家都大开眼界，才知道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当时西班牙语界有一大批人，比我还年长，比如林一安、王央乐……他们正是年富力强，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1980年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在南京大学成立，这个研究会当年非常红火，每年开两次会，不用交入会费，开会也从不收会费。而且，虽然现在不觉得当会长如何，但当时当上会长就表明你在这个领域是受到认可的。
大家都知道，国内读拉美文学，基本上都是读云南出版的那一套丛书。1986年8月我们研究会在昆明市举行过“纪念加西亚·洛尔卡遇害五十周年暨西班牙文学研讨会”，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跟我们提出来说愿意出一套《拉美文学丛书》，并报了“八五计划”全国重点图书。
其实，出版社只是提供了一个书号，从确定选题、翻译、编辑到校对工作都是由我们研究会完成，拉丁美洲的诗歌部分基本上都是我翻译的。聂鲁达是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所以我在这个系列中与人合译了他最著名的《漫歌》。
1986年到1996年之间，拉美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发行做得非常不好，除了第一本书印了十几万册之外，后面出的书有些连5000本都卖不出去，是“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
拉美文学对上世纪80年代达到的创作高峰期的作家有影响是肯定的，比如格非、莫言等一些作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作品中魔幻的成分。虽然那时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名著也被介绍进来，但因为相较欧洲发达国家，拉美社会无论是题材还是人们的心态都和我们最接近，所以应该说中国作家受拉美文学的影响最大。
但是，自从199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更换社长，再加上版权问题等等，“拉美文学丛书”就日渐冷清了。
翻译容易出版难
编辑提示
《马丁·菲耶罗》是阿根廷文学最基本的作品之一，但有谁能想到，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居然是如此戏剧化。而现在压在赵振江手里的巴列霍诗集，恐怕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能出版阿根廷的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的译作很大程度是依赖机遇。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到《马丁·菲耶罗》的选段，觉得很有意思，念书之余就翻译了三分之一，1979年去墨西哥进修时顺便把后面的三分之二全译完了，纯粹出于自娱自乐，像闻一多先生说的那样：不问收获，只作耕耘。
1984年是《马丁·菲耶罗》的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要搞一个大活动，展览全世界对他的作品的译本。因为自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台湾当局当时在国际上外交非常孤立，就想文化渗透到阿根廷，他们出版了1000本由东吴大学哲学系的一个人翻译的《马丁·菲耶罗》运到阿根廷。
中国驻阿根廷的大使馆知道后，文化参赞就往国内发消息，希望国内赶紧找人出这本书。
这时距离展览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虽然我已经有现成的翻译稿，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激光照排，排版非常困难，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外文所的一个人得知之后，就给六位中央领导人写信，只有胡耀邦一个人答复了，他把这件事交给文化部外联局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办。就这点来说，我很感激社科院的这个人。
但是，后来也有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这位先生就拿着我的稿子到湖南的出版社去出版了。去之前，他只是说由他来写序，我同意了，而且把我自己以前发表的文章让他随便用。
他到湖南之后却跟我说出版社要他署上是他作校对，我不愿意我花了五六年时间做这个事情还要署上是别人校对，如果你署名，就表明我不能独立完成，况且你并没有校对。我问为什么？他说：“出版社说这样可以多开校对费。”我问：“校对费是多少？”他说八百，我当时一共得了大概三千多元的稿费，就从中给了他八百。
实际上，我后来得知，出版社根本没有这一说，是他自己为了能够署名，还把前面改了两段。我翻译的内容是：“我在此放声歌唱，伴随着琴声悠扬，有个人夜不能寐，都只为莫大悲伤，像一只离群孤鸟，借歌声以慰凄凉。”他给改成：“此时此地歌一曲，吉他声声伴我语，一生一世唱不尽，苦难深深埋心底，好似孤飞鸟一只，我以此歌慰自己。”其实，什么“苦难深深埋心底”原文里面根本没有。
有幸翻译《红楼梦》
编辑提示
赵振江以西班牙语翻译《红楼梦》，在国内自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放在世界文化的大环境里面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推广工作。
1987年3月，北京大学外事处转给我一封信，是格拉纳达大学前秘书长卡萨诺瓦教授写的，大意是：“经与我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处磋商，认为我是西文版《红楼梦》定稿的最佳人选。”
我一方面有些受宠若惊，一方面又如坐针毡，我不是红学家，西班牙语水平也和翻译《红楼梦》搭不上边。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位深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说，出版西文《红楼梦》是北京外文局与格大的合作项目，已有成稿，我的任务无非是对照中文校阅一遍而已，我这才应承下来。
到格拉纳达以后，才知道格拉纳达大学并不满意那本由秘鲁人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西文本《红楼梦》，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校阅一遍，而是要大改乃至重译。但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退堂鼓是敲不得的，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就太多了。比如“香菱”的名字，因为西班牙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也就没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在外文局提供的译稿中，把菱角译成了“荸荠”，这显然和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最后我们只好把香菱的“菱”译成了“睡莲”。
翻译可能出现断层
编辑提示
老一代翻译家已经远去，赵振江这一代也要退下来了。他们现在考虑的是接班人的问题，不过在现在的条件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再现辉煌已不可能，甚至连维持都已经不容易了。
去年是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100周年，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出了一本《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希望更全面地介绍他。因为虽然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在中国非常风行，不过翻译的都是清一色的革命诗歌，实际上他的诗歌是由爱情诗、政治诗、超现实主义诗歌三类组成的。
在给这本书选择诗歌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因为他的情诗中充斥着“乳房”、“大腿”这些意象，而我总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是给人一定的启迪的，不管是描述美好的还是丑恶的，都应是鼓励人追求真善美。但是，包括目前我正在翻译的塞萨尔·巴列霍的诗歌，有些译出来后就连我读起来都不知所云，那些先锋派诗人却很喜欢。
虽然中国现代的诗人几乎全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比如北岛、西川、顾城……他们全喜欢加西亚的诗歌，一个叫黑大春的诗人告诉我说他几乎能把加西亚的诗全部背下来，但外国文学界和创作界一直以来都是隔断的，基本上我们开会就是一帮翻译家在开。
我们这一代人主要就是做翻译，研究始终就没有跟上，而且，令人担忧的是，现在连翻译都没有人做了，尤其是西班牙语界的问题比较大，如果我明年退休，北大就没有教授了。北大西语系一共八个教员，我每周要上3门不同的课，还有12个研究生，我还有多少时间来做翻译？年轻人除了教书还要读学位，即使有时间，翻译1000字才给50块钱，现在的年轻人谁还愿意干？
我花了两年时间翻译出版《西班牙女性诗选集》，最后挣了大概五六千块钱；《山岩上的肖像》也是1000字50元钱，我肯做是因为我不指着这50块钱来养家糊口，因为我有教学工资，孩子也大了，但年轻人如果单做文学翻译怎么活得下去？翻译还是立竿见影，研究是厚积薄发，除了少数真正热爱这门事业的，如果不是为了评职称，如果只是受利益驱动，谁愿意去干？（口述 赵振江 采访/摄影 刘晋锋）
■采访手记
人的肢体语言真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一开始，赵教授指着离他极远的沙发对我说：“你坐那。”我执意不肯去坐那个离他三四米远的沙发，而是坐到离他最近、但与他并排的沙发上。赵教授却把身体歪斜到离我较远的那一边，不怎么听我的问题，说话时眼睛也望着别处。
一时之间，我感到交谈困难，于是干脆放下问题，说让我们来做个游戏吧，赵教授却眼前一亮。我让他把双手交握，以此推断他是否是个理性的人。然后我说他是理性的，他似信非信。
渐渐地，他坐得离我近了一些，也看着我说话了，开始有笑语。
后来，我霍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赵教授把腿盘到了沙发上，面朝着我，言笑晏晏。
他说起当初出版社找他翻译《堂吉诃德》的事情，因为自认“中文不及杨绛先生，西文不及董燕生”，不仅拒绝了，还让自己的夫人段若川教授带着出版社的人去找董燕生教授。说着，他突然插入一句：“看来，你那个判断很准，我的确是个理性的人，对自己有理智的判断。”赵先生说他曾经逐段对照杨绛和董燕生的译本，他以为杨绛的翻译确实不如董燕生，这大概也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了。
临走时，我又请他随我玩一个左手数数来锻炼右脑的游戏，他亦是童心大发地玩得很高兴。原来，人不分长幼，均是热爱游戏的，而热爱游戏的人一定都是热爱生活的。
《新京报》2005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