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原文译出《荷马史诗》填补古希腊文化研究空白
■记者手记
陈中梅先生是我做“个人史”版面的记者后采访过的最年轻的学者,却是研究最古老的西方文化源头的专家,也是我所接触的学者中最离群索居的一位。
采访那天,正是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们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聊了4、5个小时,其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我解释“秘索思”的概念,他说光靠“逻各斯(logos)”理解西方是片面的,实际上西方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过多地强调逻各斯,而诗歌,神话,故事,宗教都可以归结到Myths(秘索思)。
注:“逻各斯”是“逻辑”一词的音译,这是传统上理解西方文化的最基本概念,而陈中梅提出的“秘索思”概念则带有更多神秘主义的意味。
陈中梅
1954年出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北欧及希腊罗马研究室主任,从事古希腊文学、哲学研究,目前正进行《荷马史诗研究》的写作。已发表专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和《从物象到泛象—————开辟文艺研究的新视角》。译注并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回祖国失小家
陈中梅先生以翻译荷马知名,读者往往能从他的译笔中读出荷马笔下命运的力量,或许这和他本人的生命经历有些关系。
我和儿子有12年没见了,他现在在美国,跟着他的妈妈、我的前妻。我回国的时候,他才4岁半。
其实要见儿子也不是那么困难。去年我又到美国的时候,知道他就在离我不远的一所学校。我通过朋友找到当地的牧师了解到孩子还好,我就放心了,没有去见他,因为他妈妈不想再与我联系,既然如此,我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吧,只要孩子好就行了,等他大了,如果他自己有这个愿望再说……时间久了倒还好,不过我工作一忙就什么都不想了,工作真是个很好的解脱办法,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都能忘掉。
1991年到1993年对我来说如同炼狱,感情上的折磨很厉害。我这个人不会主动提出离婚,我的前妻其实也是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女人,我们的分歧在于回不回国。这种每天的争吵,既是精神的折磨,又是生活的拖累,一个人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还能做什么?
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因为1985年我是拿着公派的钱出去的,我一定要回国。即使我后来转成自费的,继续读博士和博士后,也只是想多学几年,学完之后我就走。她当初随我去美国时也没有留在那儿的打算,她是一点点变的。
本来,留学生连在美国读书都不能磨磨蹭蹭,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拿到学位然后回国,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批留学生只要申请就可以马上获得绿卡。
这种客观上创造的条件鼓励了很多中国人留在美国,可能是周围的人对她的影响,她也不愿意回国了,每天都跟我争执,但她说服不了我,哪怕离婚我也要回去。
现在国内外的城市感觉差别不大,但当年我们出去时中美差距非常大。我出去前每个月挣70多元,出了美国机场看到高速路、高架桥都觉得很稀奇。我回国的那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还当作一件大事,专程从华盛顿赶来给我送行,我现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是他们帮我联系的。
追寻古希腊文明
陈中梅先生似乎很看重命运。翻译荷马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他却能坚持下来,或许真的是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支撑他。
人的基因在出生时就注定了,按古希腊人的说法就是命运。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但父亲一直说要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他们大约知道我虽然不善于进行语言的表达,但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自认有潜力做研究,没有人像我有那么大的兴趣。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长处也要有判断,我对自己的研究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的。
我去美国时,目的想进修英国文学,只是学了一年的莎士比亚之后,我开始对西方古典文论、戏剧感兴趣,尤其是古希腊的悲剧。我觉得悲剧研究的潜力很大,它包含深刻而永恒的人文、宗教思想,既古老又现代,于是我考了博士,又跑去选修古希腊语。
在美国一个学校也就十几个人学希腊文,大部分还都是美国人。那时我每天晚上做作业睡得很迟,有时候两点才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起床,八点钟赶去上课,下午还要去打工,天天如此。那年冬天,美国下好大的雪。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第二年才稍微好一点。
读博士后时,我就开始从希腊原文翻译《伊利亚特》。翻译程序必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它翻译出来,像居里夫人说的那样,人能从研究中寻找到乐趣,但这并不等于说她没有苦闷的时候。
你要牺牲一切个人利益,要排除各种干扰,要限制游玩的时间,要克服很多很多困难,有时候仅仅是书里一点点问题,就要查很多资料。这个常态的过程充满了痛苦,脑力、体力和心力的三重付出,对人的意志力是极大的考验。
在美国那些年,我在感情上受到的折磨是最大的,还要带孩子和养家糊口,有时候沉浸在翻译中,反而能暂时忘却烦恼。我确信我是适于做研究工作的,因为有了这个坚定不移的志向,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中断过研究。
我崇敬荷马
陈译《荷马史诗》曾经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影响颇大。可有多少人知道后来的译林版是陈先生完全重译的?很多买书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读完这两本书,而陈中梅却翻译了两遍。
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去阅读《荷马史诗》的,荷马对后世的影响就像孔夫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一样,他影响了罗马,罗马又影响了西欧。
怎样在翻译作品时把这种史诗的悲剧精神体现出来,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作为译者,当然你必须要有潜质,能理解原作者的感觉,你们之间是相通的。
荷马是希腊人,但他可以赞美敌人特洛伊人。他不是描写你死我活、正义压倒邪恶的战斗,这和我对世界的理解一样,我总是希望在敌对中看到共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荷马比莎士比亚站得要高,翻译荷马史诗需要博大的胸怀去理解他。
我为什么崇敬荷马?因为他对战争和英雄情怀的描写,能让你超然于世界,进入他描述的世界,是一种难得的美的享受,我相信他描写的不一定完全真实,很多都是虚构的,这也是文学的魅力。
《荷马史诗》我翻译了两遍,回国前,我在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天把稿子寄给花城出版社,当时的翻译更注重文学上的可读性。1997年我跟译林出版社要求重译,因为我意识到如果追溯西方源头,都要研究荷马史诗,它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研究文本,对其他学科有参考意义。
重译时我给它加了大量的注释,并标行便于人家引用。
而且第二版的译本与第一版几乎没有一行是完全一样的。荷马史诗本来是不押韵的,但节奏感很强,可如果中文也写成这样,就变成自由诗了,失去了节奏感。所以第二次译本就变成韵文体,用一些填词的方法形成节奏,让它读起来更有英雄史诗的韵味。出版社的编辑说:“我是念着编辑荷马史诗的。”
把研究当作生活
陈中梅先生提出的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以前的翻译家都更像是文人,而现在我们应该向学者型过渡。”不过从学术的意义来说,走好这一步并不容易。
从我20岁到50岁,这二十年里没有星期天。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或许是值得提倡的,或者说应该如此,但对普通人来说,他不应该,或者说不会如此。
我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那种每到过年都要聚一聚的朋友我几乎一个都没有,我没有时间与人交往。我不希望人家都跟我一样,我自己只能这样了,好像感受到一种使命感。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可接受的生活,只是各方面的条件凑在一起,或许需要我这样做。
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对于“使命感”在理解上有些微妙的变化,因为研究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要达到什么目的,不是说我做到什么结果了就可以享受生活,而是我喜欢做,我就做了,我相信只要我的身体能支撑,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有的人认为,享受生活就是和家人一起购物、看电视,和朋友聊聊天,其实不一定,生活享受应该是在常态中,譬如我有时候累了,躺下去就觉得很舒服。我并不是像苦行僧,我愿意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权衡之后的选择。
我排除了很多干扰,推掉了很多会议,就是想把“荷马史诗研究”这个大项目拿下来。一般的项目,五年大概是二十几万字就够了。但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做出了一百多万字。
在美国时,我只觉得自己回国无论做什么都是填补国内空白,没有意识到我能做更大的事情,其实包括我现在做的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并不是在做填补空白的事情,而是从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结构和眼光来给世界提供一种研究思路。
有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探讨:我觉得以前的翻译家都更像是文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这是历史造成的结果。而现在我们应该向学者型过渡,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软学术向硬学术过渡。
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界需要有人在本源上进行开发,不仅要翻译《荷马史诗》,而且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如不出意外,我的“荷马史诗研究”项目在2005年底应该能出版。 (采访/摄影本报记者刘晋锋)
《新京报》2005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