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意大利爵士勋章获得者吕同六
吕同六送我一本他撰著的学术随笔集,名为《寂寞是一座桥》,很诗意的名字,但这样一位从事了四十余年意大利文学翻译研究、曾获得意大利国家最高荣誉——意大利爵士荣誉勋章等六大奖项的学者,怎么会和寂寞联系在一起呢?吕同六说,翻译是一项寂寞的事业,翻译家的寂寞是一座桥,联结着两国的文化和人民的友情。
杨鸥:您的翻译研究重点是意大利文学发展中的两个高峰,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20世纪的文学,为什么?
吕同六: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我们过去了解得不够深入,需要拓展。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对现时的文学具有启示、推动、借鉴、移植的作用,如获诺贝尔奖的达里奥·福的戏剧,我翻译过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对社会的批判很犀利,他的戏剧就与文艺复兴时的喜剧一脉相承。欧洲的很多文艺形式如十四行诗、喜剧、短篇小说等都发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与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比较贴近,有利于我们吸取它的思想营养。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很丰富,有六位作家获诺贝尔奖,过去介绍很少。像“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夸西莫多的诗歌,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还有剧作家、小说家皮兰德娄的戏剧,他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二十年代就写了人的自我和社会强加的假面具的冲突、人的自我本质的沦丧,三十年代的剧本《高山巨人》写了艺术和现代化的矛盾,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才涉及。他的剧作艺术上也有创新,不以叙述故事情节为主,而是运用大段独白刻画人的精神状态。我国八九十年代上演过他的戏剧。小说家卡尔维诺、莫拉维亚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独到之处,技巧上匠心独运,我和作家张洁编过十卷本的《卡尔维诺文集》,我还编了《莫拉维亚文集》。卡尔维诺人称“后现代主义”大师,他善于把现实的因素和荒诞的因素、科学的因素和童话的因素巧妙地予以编织。莫拉维亚的短篇寓新奇于平淡,写得曲折有致,出神入化。
杨鸥:您翻译过蒙塔莱和夸西莫多的诗,克罗齐说诗是无法翻译的,您翻译诗有何体会?
吕同六:翻译诗最重要的是把握神韵,把原诗吃透,把握原诗的节奏、意象、内涵、神韵,翻译过来还像诗,要把原诗的诗情、诗意、诗美翻译出来。
杨鸥:中国从什么时候译介意大利文学?意大利文学对我国作家有哪些影响?
吕同六:中国引进意大利文学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鲁迅、郭沫若等都参与过意大利文学的翻译和评论,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也参与过,译介作品有《神曲》、《十日谈》、皮兰德娄戏剧等,都是从别的文字转译的。老舍在英国教书时讲过但丁,他的小说《四世同堂》结构受但丁的影响;钱钟书的《管锥篇》中提到九十多个意大利作家;巴金在牛棚里每天背诵《神曲》诗句,支持他度过黑暗的岁月;茅盾在抗战时期将但丁和中国的屈原相提并论。五十年代偏重译介反映下层人民遭遇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如《西西里柠檬》、《斯巴达克思》等,也是从别的文字转译。改革开放后,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都有介绍,而且直接从原文翻译。王小波、阿城的小说受卡尔维诺的影响较大,艾青、牛汉等的诗作受当代意大利诗歌影响较大。八十年代以来,意大利文学翻译研究最繁荣,成就最大,数量最多,相当一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杨鸥:我国译介意大利文学的现状如何?
吕同六:意大利文学翻译和研究起步晚,起点低,空白多。总体来说翻译水平不能适应需要,与其他语种相比有待提高,有影响的译本不多,评论、研究工作滞后,翻译完后写序困难,影响翻译质量,总体水平不尽如人意。人才青黄不接。文学研究是翻译的前提,离开研究,文学翻译的水准和质量势必得不到保证。而能甘于寂寞清贫静下心来搞研究的人很少。
杨鸥:您的意思是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是吗?
吕同六:是的,二者互为促进,相辅相成。文学作品的译者,应当是学者,只有学者型译者,才能通晓两种文明,即本民族文明和另一个民族的文明,谙熟他们的差异,求得他们的契合点。
《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