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20日，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温家宝总理以及国务院负责同志就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工作，听取经济界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日前，三位出席座谈会的经济学家接受本报专访，为中国经济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
中国经济增长急需解决三大问题
对于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的问题，吕政认为，最好不要这样概括，因为“过冷”或“过热”是对经济运行总体状况的判断，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是正常的，但在局部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必须抑制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
在谈到目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时，吕政认为是有问题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合理比例应当在2.5：1。也就是GDP增长8%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是比较正常的。预计今年全年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增长将超过25%，按今年的GDP增长8.5%来算，两者的比例近3：1，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率偏高。吕政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抑制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过快这样一种势头，使之下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另外，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根据90年代以来的经验数据，二者合理的差距应该是3个百分点左右。今年的经济增长如果达到8.5%，那么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应该为11.5%～12%比较适当。但是，今年前9个月，工业增长率已经达到16.5%。工业增长过快。这一不平衡性说明在GDP增长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相对缓慢。吕政表示，工业快速增长与农业发展滞后的矛盾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预计今年农业增长不会超过4%，与工业增长的差距加大，这就是我国工业品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因此，整个经济发展中应当加快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把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长的速度适应放慢，加快农业和服务业的增长。
需要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以及消费者的消费结构
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对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为什么会出现城乡居民有效需求不足？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合理。近三年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我国的积累率或资本形成率一直在40%左右，消费率在60%左右，消费率偏低，如果能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调整到35：65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是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一部分高收入的人群占有的货币资产比例比较高，但是他们的消费领域有一定的局限。低收入阶层想消费，但是由于收入增长比较慢，有效支付能力低。这样，整个社会的消费增长趋于缓慢。吕政认为，当大多数城乡居民在进入小康，或者向小康过渡和转型的阶段，个人的消费结构应该调整，目前个人的消费结构不合理，家庭内部的舒适性与家庭外部的不舒适性并存。
目前，城镇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住房、家用电器都有了，私人购车也在迅速增加。但是家庭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改善，脏、乱、拥挤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因此，在居民的消费中，不应当只包括个人的消费和家庭的消费，还应当包括对社会环境的消费，也就是拿钱买环境。外部环境的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个人的消费应该包含外部环境的消费。在环境问题上，不仅是工业生产企业，消费者也应该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因此，在个人的消费支出结构中，应当负有改善外部环境的责任。政府拿出钱来治理环境，消费者也应该在消费中拿一部分钱出来买一个好环境。
两大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最明显
“中国的钢产量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是日本和美国钢产量之和，今年将达到2亿吨。但是这2亿吨的产量是靠几百家大大小小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中国的水泥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但5亿吨的水泥是上千家水泥厂生产出来的。”吕政指出，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突出矛盾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而结构调整的目标是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的问题。
近两年，由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快，对钢铁的需求很旺，所以各地纷纷上钢铁厂。全国钢铁厂的数量由80年代中期114家增加到目前的280多家。但平均规模不到70万吨。而真正的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应当超过1000万吨。国内真正达到规模效益的钢铁企业不超过20家。这些钢铁企业的上马看似是企业行为，实际是政府行为，地方政府鼓励和支持这些规模不经济的钢铁企业上马。优化钢铁工业的资源配置，必须加强对大型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兼并和重组，通过发展大型钢铁企业来实现钢铁产量的增加和产品结构调整。钢材的供给不足完全没有必要新建钢厂，应该鼓励大型的生产企业扩充其生产能力和调整其产品结构。
目前，汽车工业的重复建设特别是轿车生产的重复建设非常严重。近两年，一些地区纷纷建立轿车生产基地，全国有27个省市有汽车生产线，其中23个有轿车生产线。解决汽车生产热的办法就是生产汽车的大企业降低轿车的零售价格。轿车工业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主要是由于汽车行业有超额的垄断利润，轿车的售价太高。如果汽车价格大幅度下降，将使那些没有规模效益的杂牌的汽车生产厂失去利润空间而被淘汰出局。
如果汽车维持现在的价格，即使只有几千辆的生产能力的企业也可能有盈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吕政认为，如果帕萨特、本田、蓝鸟(国内组装的)价格降到16万元；桑塔纳、富康、捷达价格降到8万元，一些杂牌车的生产企业就没有了利润空间和市场。市场份额迅速向大企业集中，就会解决汽车工业的散、乱、差的问题。
市场整合应该由大企业先行，虽然现在很赚钱，但是大企业应当看到，目前实际上自己在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分割自己的市场份额，如果大企业带头降价把这些不合理的小企业挤掉，实际上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当然，也必须看到，由于事实上存在着地区利益差别，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就业的问题、财政收入问题，要通过行政的办法制止一些地区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在操作上有很大难度。从局部看，一些地方上项目有他的道理，但从全局看，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效益看，又是不合理的。解决的办法是宏观调控部门应当制订和完善市场准入标准和条件，银行要严格评估投资效益和风险，通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手段来限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经济增长势头还能持续2～3年
陈东琪表示，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情况比较平衡，但是也有局部过热的苗头。但是目前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态势都不同于以往两次的经济过热，谈经济过热为时尚早。
经济发展整体平衡，局部过热
“今年前三个季度尽管经历了‘非典’的危机，但仍然有8.5%的增长，这应该视作经过调整后取得的周期性回升。”陈东琪告诉记者，“另外，在‘非典’期间，中央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金融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5%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在物价形势上，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而且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的迹象。一些行业，包括钢铁、水泥没有出现潜在的供不应求的压力。
尽管投资的增幅大于消费，但是这其中要考虑到“非典”的原因。陈东琪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在9月份时，消费的增幅已经超过9%，“这说明投资与消费还是良性互动的关系。”
另外，企业的效益开始回升，三农政策的效果开始逐渐显现，这都可以视作是微观经济基础调整带来的增长机制。
截至目前，中国的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的情况。陈东琪解释说，大进有利于满足国内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而大出说明了外需市场的增大，这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外贸发展的惯性效应使然。
基于以上的理由，陈东琪表示，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处于周期性的上升阶段，应该还能保持2～3年的增长态势。这与1985年、1987～1988年以及1992～1993年度时的经济过热问题大有区别。
但是，在整体平衡的前提下，局部行业的过热苗头还未完全改变，比如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可以说，当前行政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活动仍然广泛存在，生产过剩的财产责任在很多领域还不明确，不负责任的扩张活动时有显现，例如不少城市大兴土木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汽车项目遍地开花等。这都会加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陈东琪表示，这其中也有市场的实际需求，比如汽车是一块新启动的市场，而房地产则有恢复性的因素在里面。不过，陈东琪提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搞形象工程盲目占用土地资源，以低廉的代价争取外资，这些都应当引起格外的注意。
现在还谈不上通货膨胀
近年来，通货紧缩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第二季度“非典”爆发后，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但是有专家警告，通货膨胀的危险仍然存在。
比如前几年由于出现通货紧缩，政府开始出台各种政策扩大投资，刺激内需，经过一定时间，经济就会进入高涨期，阶段性的需求过大就会出现，其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比如电力短缺，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上涨等等，这些现象已经陆续在我国各省市出现，比如夏季时全国不少城市都出现了拉闸限电的举措。而原材料的上涨必然最终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去。
陈东琪表示，理论上来讲，中国的确需要提前防范通货膨胀，但是在时间上还有余地。“居民消费物价9月份上涨1.1%，1～9月份上涨0.7%，这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有到3%～5%的时候，才应该注意通货膨胀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关注“三农”问题，当前首要解决的是体制问题
韩俊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农村税费体制、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与保护制度等在内的农村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必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
谈起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他认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农村是关键。”虽然我国农民收入曾经经历了两个高峰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入呈倍数地增长；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几次大幅度地调整农产品的价格，农民收入又一次大幅度地提高。但是现在，占全社会50%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GDP的15%，农民收入增长面临许多新问题，如：农产品的出售市场不畅问题，农民的就业不充分问题，农民的负担过重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国家应对此高度重视。
韩俊还谈了解决农业问题的几点设想：要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探索和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和社会性中介组织，政府要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尽快制定专业合作社法。
在这一问题上，他举了一个例子：荷兰只有1600多万人口，耕地只有中国的1%，但是荷兰的农产品出口排在世界的第三位，农产品的出口净值是我们国家的3.5倍，为什么荷兰农业现代化程度这么高，竞争力这么强呢？不是农场规模大，也不是建立了农业大公司，照样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成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荷兰的花卉和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花卉面积只有我们国家的十分之一，但出口额占到全世界的50%，我们国家只占0.5%。荷兰的乳制品卖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另外，荷兰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各种购销合作社，是小规模，大群体。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照样可以现代化，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中国农业搞现代化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走，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会改变，规模再过30年、50年也大不到哪里去，关键是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而这两点离开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营报 2003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