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生涯

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4年时间，并最终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 　　　（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赵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