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他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陈的老师每天都在钻研英文和数学。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陈老师成为忘年之交。读罢《资本论》，杨曦光“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融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徐滇庆多次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说，“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赵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