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发展中的“另一种声音”

1982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吉力根教授（Carol Gilligan）出版了一本题为《以另一种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发展》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领域都引起了极大反响。吉力根教授提出，妇女对道德问题的推理和解决方式与男子是不同的，但不应当据此认为，女子在道德推理能力上存在着不足——换言之，科尔伯格等人认为与男子相比，女子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处于相对较低层次的观点是错误的。

吉利根认为，妇女具有其独特的、不同于男子的道德发展路线，即她所概括的关怀—责任伦理学。这种独特的处理道德问题的基准体制与科尔伯格以正义、权利观念为核心的道德推理的阶段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女性主义思想家吸收了这一主题，并把它发展为一种关于伦理学性质的独特观点。例如，1984年，诺丁斯（Nel Noddings）在著名的《关怀：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一书中指出，建立在原则以及诸如合理性、正义、公平等观念上的道德本身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抓住妇女道德思考独特而典型的方面。

在这些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看来，女性道德思维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首先，它强调人际关系与责任、而不是原则与权利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吉利根发现，妇女在描述其对有关道德问题的反思时，例如，对堕胎问题上，她们不讨论这样一些抽象的问题：例如胎儿是否是人，或者试图调和妇女与胎儿之间权利的冲突。相反，她们会讲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婆婆正处于病危之中，我的丈夫又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生下一个孩子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换言之，她们把自己看作是要为那些依靠其关心的人们负主要责任的人，而她们正是依据这而决定行为的方向的。

其次，在处理道德两难问题中，诉诸特殊的境遇，而不是诉诸于普遍的原则。诺丁斯认为，在面对道德两难问题时，妇女常倾向于寻找一些能使苦难显现、能激发同情和关怀的具体细节，而不是等级地排列普遍性的原则、作出逻辑性的结论。吉利根把这种对具体情况细节的敏感性以及进行道德（理性）判断的不情愿性称为“境遇相对主义”。

这两个特征被一些女性主义思想家看作是妇女道德推理的两个独特点。但是它的“独特性”遭到了一些心理学家及哲学家的挑战和质疑。如果不诉诸具体的试验和调查，要判断两性在道德思考方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别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吉利根的“另一种的声音”能清楚地揭示的是，确实还存在着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评价道德发展的程度、处理道德两难的问题；在道德生活的某些领域，还存在着比普遍性的原则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被现代西方的主流伦理思想所长期忽视，却为女性伦理学、以及其它一些类型的道德学说，如共同体主义、境遇伦理和美德伦理所揭示和重视。所有这些道德学说都从不同的侧面挑战了现代西方的主流伦理思想，并具有一些与女性伦理学共同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伦理提出的所谓“不同的声音”，不仅仅是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声音，而且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主流伦理思想的声音。而后者对现代主流道德思想而言，更值得反思。

有人认为，现代西方的主流伦理思想忽视了家庭关系和友谊关系的领域，忽视了人们对具体的他人同情、关怀等真实感受，要弥补这一不足、提高现代伦理的合理性，应当进行“道德领域的划分”。也就是说，最适合“公共”领域的道德思想方法并不最适合解决“私人”领域的道德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关怀—责任伦理应用于解决家庭和私人关系领域的问题，而把正义—规则伦理应用于解决公共生活领域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不同的声音”也就是一种呼唤伦理学多元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