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已经越发地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公共健康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通常人们把它定义为“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实现的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和保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 “公共健康是指导维持和改进所有人健康的科学、实际技能和信念的综合。”“公共健康是地方、国家、民族和国际资源的组织形式，旨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的主要的健康问题。”然而，笔者同意一个简单的定义，公共健康就是指公众的健康。这里面包括丰富的内涵，凡是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理解为公共健康问题，如社会医疗体系与制度、社会卫生体制与应急系统、医院与医生、卫生医疗和保健资源的分配、劳动保护、卫生状况、环境保护、流行病、健康教育、交通以及一些个人行为，如性行为和吸烟等。同一般健康概念相比，公共健康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重视“公众”和人口的健康，而不是个人的健康。如对于一个高血压病患，医生通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患者在这一时候患了这种疾病？”而从公共健康角度，医生则提出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口会患高血压？而这种疾病在另一些人口中却很少见？”二是以预防为主。其基本原则是为了群体健康对于疾病的预防，而不是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治疗和康复。三是涵盖范围大，包括所有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四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促进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来实现。
公共健康为什么需要伦理分析？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公共健康是一个可以进行伦理评估的政治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时，它的总体健康状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健康权利是一个社会公民权利的基本体现，什么人在何时得到什么样的和什么程度的健康保健，以及如何获得它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公共健康依赖于基本的物质条件，例如食物、住所、水和卫生设施、清洁的环境、可预防和治疗的医学干预等，所有这些转而又取决于人们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或者说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以及更具有根本性质的社会制度。因而，尽管表面看起来健康与公共健康属于卫生部门的工作，与政治无关，但实质上体现了人们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够实现。
其次，公共健康关系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公共健康领域，疾病和健康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疾病，如流行病关系到基本的公共利益问题，也涉及到个人与公众权利的冲突，一个人因患传染病而被隔离或许违背了他的意愿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伦理道德来平衡个人的基本宪法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公共健康角度思考伦理问题与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视角不同。前者着眼于人口而不是个人的健康，着眼于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病人的利益。这就需要医生和社会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当一个人患上艾滋病时，按照传统医学伦理学视角，医生应当对患者负责，保护他的隐私权，但从公共健康着眼，医生也必须对他人和社会的健康负责，这种责任要求他必须及时向有关人员和部门告知患者的病情。传统的医患关系强调患者的知情同意，尊重病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但从公共健康角度，在严重传染病，诸如非典肆虐时，首先应当维护的是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在公共健康领域，这种通过对于疾病的防治和共同健康的维护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伦理道德来协调。同时，公共健康也关系到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类也不断加速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的进程，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有识之士开始强调自然与社会环境、健康与发展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结合自然、社会、行为和生态看待健康问题。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新增添的疾病大约30余种，而大多数新疾病源于动物，这与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相关。长期以来，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自然界的主宰，把自然工具化，不断地榨取自然，食用野生动物，使野生自然圈病毒不断地进入人类社会，例如非典病毒便与食用果子狸相关。因而，为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健康，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然。
再次，伦理学是一个社会公共健康体制建立和政策制定的基础。通常说来，从一个社会是否关注健康和公共健康具体到它的每一项相关的决定，都包含着各种伦理价值的选择与冲突。以我国目前的公共健康状况为例，我国公共性社会“最脆弱的窗口”之一是公共健康。有学者认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功能转型缓慢是公共健康处于“边缘化”的根本原因。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选择。在国力和资金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存在一个让经费流向医疗，还是公共健康事业的伦理抉择。此外，在有限的卫生保健经费中，也存在着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每一社会关于健康、公共健康的制度和政策实则都是一定伦理价值观和道德选择的产物。
对于公共健康进行伦理分析的目的在于：1、当人们面临由患病所造成的身体上的和社会上的无序时，能够寻求到和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2、在各种威胁人口健康的疾病到来之前能够利用伦理道德手段“防患于未然”；3、在健康保健资源有限和分配不公的情况下，能够促使社会建立更为公正的公共健康体制和出台更有效、更可行的公共健康政策，使公共健康服务能够平等地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从而创造一个更为健康和幸福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