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中短篇小说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毕飞宇，于近日完成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原》。依然是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生活，甚至依然是《玉米》中的那个王家庄，从体量到架构，近两年来频频得奖的毕飞宇开始出现宏伟叙事的端倪。

东方早报：《平原》中隐隐透出的，是一段重要的集体记忆——1976年政治的变动和它所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戏剧般的翻云覆雨。有人说主人公端方展现了在政治环境下的悲剧命运。

毕飞宇：说起端方，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三丫？三丫死了，他疯狂地拿把铁锹去挖三丫的坟，他想搞清楚三丫到底长得什么样。在命运面前，他是体现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心态还是流氓无产者的心态。我找不到答案。虽然我没有把他挖得很透，但依然认为这是我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作品定稿时，我删掉了8万多字，都是小说里相对清晰的地方。我对“混沌”产生了好感，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它高度写实，但最后反而成了一种写虚。

东方早报：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乡村，知青是文学作品中不容回避的人物，《平原》也是如此。它与当年的知青文学相比，有否新的突破之处？

毕飞宇：伤痕文学出现后，我们看到了知青的血与泪，知青文学呈现的是在农民与知青之间的较量，知青永远是农民的受害者。知青有发言权，而农民没有。我要为农民说句话，因此小说中混世魔王（知青）把端方（农民）唯一的生路给掐死了。我丝毫没有跟知青和知青文学过不去的念头，我只是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农民。

东方早报：与《玉米》一样，《平原》继续讲述着你头脑中苏北的那个王家庄。《玉米》里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王连方，在这部《平原》里他也有一个五六百字的出场描写。为何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否想将王家庄打造成与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等，同样具有特定原型意义的人文版图？

毕飞宇：出现王连方主要出于情节的需要，让王家庄的新支书吴蔓玲走上政治舞台，必须要给她一个背景。但这个王连方是不是《玉米》里的王连方，这个并不重要。王家庄的故事一开始是无意识的。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以后我不碰乡村题材则罢，要写就一定是王家庄。当然你可以说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虚荣，但这种虚荣是可以原谅的。

东方早报：尽管你如此热衷写农村题材，但在你的小说中找不到乡土意识，抒写乡村时没有那种浓重的回归情绪。

毕飞宇：我也不同意把我的作品划归到乡土小说里。我对乡土，更多的是借用来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拷问人性的场所。我不是一个有故乡感的作家，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土地上的过客，我是没有根的。

关于什么是故乡，我把自己和汪曾祺做过一个比较。对汪曾祺来讲，故乡是一群鸭子，汪曾祺把他们赶了出来。我呢，是找了一群鸭子，我把它们赶到了那个地方。对汪曾祺来说，那是一个来路，而我没有来路。(陈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