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8年之后，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出版，本报专访作者

2005年是原创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在一众一线作家各自推出长篇新作之后，以中篇小说知名的毕飞宇在时隔8年之后，推出了自己的新长篇《平原》。这本小说自然也被看成毕飞宇的转型之作。和此前的中篇小说一样，《平原》关注的仍然是农村题材，描写的也仍然是上个世纪70年代，而从思想倾向上看，《平原》同样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强烈介入感，小说中“带菌者”的象征提法更是直接指向现实。从这个意义看，所谓转型，只是就小说的规模而言，《平原》在毕飞宇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延续性要大于标志性。

今日下午，毕飞宇带新作《平原》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新书发布会。

39岁的男人渴望写长篇

新京报：在读者的印象中，你主要是一个中篇小说作家，相对而言，你此前的长篇小说影响并不大。《平原》是你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尝试长篇小说，你希望通过它完成战略意义的转型吗？

毕飞宇：我不能把自己骗了。不能认为大家对我的中短篇评价高，自己就认定长篇不行，这没有逻辑，就像不能因为汽车开得好就说人不会走路。说到底小说怎样，取决于作家对文体的认识和小说品质。

新京报：7月26日，刚创作完成《平原》时，你说过，“三年来，我和我的主人公一直手拉着手，渐渐走到了河边，他上了船，我却留在岸上。”现在上岸了吗？

毕飞宇：7月底刚写完时是那种感受，起床、洗脸、刷牙，好几次顺手把电脑打开，看到陪伴自己三年多的作品不再需要自己，感觉一个人被空荡荡扔在书房里。

现在好一点了，已尽快从写完的作品中逃离出来。

新京报：你说过：“我答应自己，起码要为上个世纪70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平原》，踏实了很多。”它的延续性大于标志性吗？

毕飞宇：从表面看，《平原》与《玉秀》、《玉米》有关，背景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事实上写《平原》时，我对《玉秀》、《玉米》充满感激，它们为我打开了大门，我所看到的，所表达的，远远超越大门口的，更宽广，更深邃，更困难。

新京报：《平原》在你的文学创作中完成了你赋予它的使命吗？

毕飞宇：其实在写作20年中短篇的岁月中，写过2个长篇小说，我一直蠢蠢欲动，写《平原》时我39岁，一个39岁的男人太渴望写长篇了，这太正常不过了。

新京报：有评论家认为，长久以来，江苏作家通过控制中国原创文学期刊阵地，抒写着中国中短篇小说的历史，但以叶兆言、苏童为代表的江苏作家群似乎多以玲珑精致的中短篇成名，在建筑长篇小说上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毕飞宇：我不同意这样的评价，苏童的《米》，叶兆言的《1937爱情》都是他们的代表作。江苏作家的长篇小说确实不多，苏童、叶兆言还很年轻，也许好的长篇还没出来……

渴望一巴掌拍扁1976

新京报：《平原》第一章大段的景致描写引人入胜，但第二章瞬间涌现芜杂的人物，两者的密度落差很大。

毕飞宇：曾经有朋友建议我删除第一章，因为作为长篇小说的入口，它有一种缓慢、纷繁、吃力、反复、有点笨重的叙述语调，但我认为这样开篇恰恰是在从根本上切入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农业社会的节奏就是缓慢、纷繁、吃力、反复、有点笨重。而第二章则是尽快铺开，其实整个小说所做的就是一个字———“铺”，我渴望一巴掌把1976年拍扁了，然后包一个大饺子。

通常作家写作是通过时间流完成的，其实时间流反而好写，我将时间的拥挤写出来，难度更大。我要表达的是那段岁月，人们拥挤的内心与拥挤的人际相互统一。所以我没有从1966年写文革，而是从1976年写，我把时间往里压，这样更过瘾。挑战性就在那一巴掌。

新京报：李敬泽评价《平原》更是一部“权力”之书，权力被系统深入地检视和想象，身体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政治的权力，权力的暴烈和软弱，真实和虚妄。“权力”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词吗？

毕飞宇：毫无疑问，“权力”是上世纪70年代的关键词，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影响着中国人，人的情感、思想、人际、婚姻、家庭、性始终和权力捆绑在一起，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人的“魂”。

新京报：小说中，我最意外的是三丫的死亡方式，医生误将苏打水当盐水注入她的体内导致她本来装死的小伎俩真的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在这之前苏打水象征着奢华的城市生活，或者说象征着一种欲望。

毕飞宇：在写赤脚医生制作苏打水时，就已经看见三丫的死亡，尽管制作苏打水那段写得欢快，但三丫的死让我不寒而栗。表面看有些事是偶然为之，有时看清楚命运，那只不过是单行线，所谓命运，只是从单行线经过，必须在单行线经过。

新京报：小说中三丫与端方恋爱，但由于三丫出身的问题，端方的妈下话给三丫的妈，可三丫破了身，她妈迫不得已将女儿嫁出去，媒婆找来一个40多岁秃头、瘸腿、离婚的铁匠来相亲，这符合逻辑吗？

毕飞宇：你注意到了吗？三丫的母亲姓“孔”，一个其实不太有书本知识但有文化的乡村妇女。她成长的环境即浸泡在儒家思想里，对端方母亲有过承诺的她，在承诺之后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

过去农村指腹为婚的悲剧就在这，承诺大于一切。

渴望呈现人被异化

新京报：小说中“前途无量”是个多次重复的词语，在洪领导对吴支书肯定时，在吴支书对端方肯定时。后来，吴支书的狗被命名为“无量”这让我想到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异化”是理解《平原》的另一个关键词吗？

毕飞宇：我曾经打算为这部长篇小说起名《无量》。

佛经经常用到这个词，后来放弃是因为觉得有点玄，摸不着边际，《平原》更朴实。狗是带菌的，但通常意义它并不一定呈现带菌的状态。1976年狗被数发子弹吓疯了，端方被咬了，也成了带菌者。在我心目中，他今天依然活着，他也可能是在南京某个工地上，是拿着棍子的包工头，他始终在茫茫人海。读者读到结尾，感受到巨大的黑洞，被惯性吓出一身冷汗，而我必须停住脚。

新京报：小说中猪倌一出场，你着力描述他对猪的无比热爱，我就预料到畸形扭曲的人兽恋，之后吴支书又与狗产生性暧昧，读到这时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为什么这样设计情节？

毕飞宇：我尊重你的不舒服。以吴为例，在人面前她不像女人，在狗面前她才像女人，外部政治态势逼使人异化，人不愿放弃自己，甚至把自己看成敌人。我渴望呈现人被异化的状态。

我写的不是传奇。这辆车我开不出来。所谓命运总体是意料之中的，是在一条单行线上。

用写实的方法透视荒诞

新京报：在《平原》中，呈现1976年那段历史原貌时，似乎你并未正视历史，在你用荒诞去解构历史的同时消除了历史的沉重。突出的例子就是顾先生经常大段地背诵马列原著及政治术语，我认为，这个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的知识青年命运的悲剧性是浮上来而不是沉下去。

毕飞宇：恰恰相反，没有荒诞，这是高度写实，我在用写实的方法透视荒诞，而不是荒诞直接表现真实，我是借顾先生表达我对文革的理解，文革对有些知识分子是地狱，对部分知识分子则是狂欢，他们经常以左脚绊右脚，伤害同类的同时也伤害自己。

新京报：小说接近结尾处有一段描写。没有当成兵的端方为洪领导洗衣服，吴支书帮他一起洗，泡沫浮起，端方第一次以“蔓玲”称呼对方，那一刻的惺惺相惜，让我想到《倾城之恋》。

毕飞宇：以前也有人说我的作品与张爱玲有神似之境界，我比较接受王安忆的说法，她说，我比张爱玲更宽。其实这是一个作家在面对一个细节。我服从我的眼睛、鼻子，在写作时，我意识不到这些，只是看见这样一幅画面，我把我眼睛看到的最重要的部分，把我所闻到场景的味道以及汉语的气味呈现出来，特别表达出汉语的气味，我就满足，一满足，我就兴奋，就往下写。

新京报：红旗，佩金，大路这群乡村混混的叙述似乎有些平面化。

毕飞宇：其实每个人都有往下延展的可能性，我不愿意让小说超过30万字，这在美学上不一定成立，现代小说比古典小说在时间、空间上更灵活、更自由。现代小说之后，我对自己说，小说如果超过30万字，就是作家的控制不当。坚持着这个偏执的念头，我把一些人物省略了。开始时写了33万字，校稿时砍掉8万，其实也可以不砍，但考虑到作品的比例关系就砍了。红旗，佩金，大路这群乡村混混的描写显得背景化，另一个原因也是类似题材（文革中孩子成长）的作品太多，我不愿重复，但如果让我回头重写，我还是会这样处理，这是与生俱来的遗憾。

新京报：我认为《平原》的语言比结构更让我流连忘返，但我发现有些语言充满了现代感。如“庄稼人最要紧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身子骨泡在汗水里，用盐腌过了，腌成咸肉，这才硬朗，这才有嚼头。鲜肉有什么用？

软塌塌的只配烧豆腐“，奇怪的是，这看似在说庄稼人的朴素哲理也同样适用于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

毕飞宇：你记得吗？三丫绝食后母亲孔素贞找到许半仙求医，许半仙说“是不是你身上来事了？”“非也”，她母亲说。太对了。农民是没有书本知识，但旧时的农民很有文化。我在乡村碰上一个人，一个字不识，能大段背下《古文观止》上册，说是因为小时候帮私塾做饭学下的。这是我亲耳所闻。

新京报：你的作品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但我从中还是能感受到对现实的关注。

毕飞宇：我最渴望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读我的小说，这段历史对人类太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没有亲身经历那段历史，很容易忘记，谁都不愿重复那段历史，但轻易忘记很可怕。

有人问我为何一直钟情70年代。事实上，我认为我的作品直指当下。

许多带菌者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毕飞宇

代表作《玉米》、《玉秀》、《青衣》等。《哺乳期的女人》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2003年以《青衣》和《玉米》获中国小说学会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青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平原》是其长篇新作，在《收获》第四期部分刊载后，9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25.80元

有评论家认为，《平原》是写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但更是一部“权力”之书。

《平原》主人公端方高中毕业，在收获的季节回到了王家庄。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三丫的出身注定他们之间的悲剧。

在1976年的平原上，知青出身的大队女支书吴蔓玲是一个几乎已没有性别意识的政治动物，但端方身上独特的男人气息，激发起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女性情愫，她不可抑制地爱上了端方，稻子收割完了，但爱情理想似乎也完结了…… （本报记者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