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告可以用15年‘磨一剑’形容。所有科学研究的成就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也不例外。”
这位对二里头了如指掌的学者正是《二里头（1999-2006）》的主持人、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除了这两个头衔，许宏博士还被媒体誉为“公众考古的践行者”：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写博客、微博等方式分享给社会公众，解答网友有关考古的疑问，帮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也把神秘的田野考古带入公众的视野。
懂需求、会沟通、善分享。许宏是一位具有互联网精神的学者，若要送一个“之最”给他的话，大概是“最具产品思维的考古人”。
田野考古本身艰巨，考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解读无字地书。“我们开始意识到，无字地书解读到《二里头（1999-2006）》这种程度只能算是‘文言文’，一般公众还是看不懂，还需要从‘文言文’进一步转化才能成为公众产品。”
于是，能让公众看懂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问世了，后者还入选了“三联书店2014年十大好书”。两本小书都卖到了一万多册，这在考古学界还是很罕见的。
中国网：在大家的印象里，好像考古学家尤其是田野考古学家都会刻意与媒体和公众保持距离，撰写的报告也仿佛仅仅用于考古圈内部交流，外人一般接触不到，即使接触到了也很难看懂。
许宏：是这样的。这个是职业考古人以往的想法，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契机就是因应大众的渴求。从上个世纪初年开始，先是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千古一系的文献记载受到质疑，“古史辨”派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死水。康有为所说的“上古茫昧无稽”，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应运而生。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想要了解的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可是当时热门的大学问。近百年来，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田野做起，建构起了对中国上古史的框架性认识。由于专业的特点，考古学必须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来解读这部无字天书。我们的前辈包括我们这些当代考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泡在田野上苦苦探索、推敲琢磨，寻找解译天书的密码，这就使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考古学给人以渐渐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与这个学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史学家也常抱怨读不懂考古报告，说解读无字天书的人又造出了新的天书。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考古人也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我们开始意识到，无字地书解读到《二里头（1999-2006）》这种程度只能算是“文言文”，一般公众还是看不懂，还需要从“文言文”进一步转化才能成为公众产品。按理说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做考古，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把考古成果转化成公众产品回馈社会应该是我们的义务，以前的封闭和保守是不正常的，当然也有历史的、学科发展阶段性的原因。
中国网：我看完您写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后，和一位微博网友产生了共鸣，他的微博是这样写的：“如今真正有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会讲故事的虽然有那么一些，又都去写小说了，又有学问又会讲故事的可是凤毛麟角......这位许宏先生也算是一个......”的确，据我所知不是所有的主流学者都愿意写这样的书。
许宏：应该说是因缘际会吧，这是时代造就的。我觉得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应该是考古人的一种“文化自觉”。还有，时代的发展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也是很重要的。数千年以来个体在东亚传统中不受重视。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大家都可以发声，这是亘古未有的。今天我们这种考古人全然不同于我们的老师、前辈考古人，他们把毕生精力都花在田野发掘、写田野考古报告，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现在的考古报告印个一千多册，供学术圈子里的人用也就够了。所以可以说公众考古、互联网的推动，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其实这种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拿我自己来说，记得1996年《读书》杂志曾经约请几位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来讨论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几位学者坦言对考古学话语系统的疑惑、慨叹和望而生畏。其中我的同事陈星灿教授的文题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读了之后尽管颇以为是，但当时的想法仍然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学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不满于充斥坊间的考古大发现类的“攒书”，一方面又不肯或舍不得拿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公众考古的行列中来，这基本上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考古界相当一部分同仁的心态。而这十几年我观念的转变大家都看到了，有点与时俱进的感觉吧。“穿越”于田野考古与公众考古、主流学界与网络之间，保守与“任性”并重。有年轻朋友说我是“完成了一个学者前行路上的漂亮蝉蜕”，我个人也有种活出了个新我的感觉，哈哈。
中国网：您到目前已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15年了。数据显示二里头遗址一共300万平方米，您是第三代队长，您的团队和前两代考古队共在二里头发掘了55年，但才发掘了4万平方米，也就是总面积的1%多一点。您怎么看这样的进度？
许宏：这就是所谓的“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也就注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而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工作，从宫城开始系统钻探，全面勘查，这些都是从长计议的。而不是想捞一些什么好看的、值钱的东西。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复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应该控制发掘面积已经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共识，因为发掘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我们应该把遗产更多的留给子孙后代，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能从中提取更丰富的信息。所以，考古人应该适当压抑和束缚住好奇心。明代皇陵的发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现在坚决支持国家文物局关于严格控制帝王陵墓发掘的禁令。现在我们已经转换思路了，不能在我们手里竭泽而渔。
我在去年“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专题报告中，提到我们的成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正因为前辈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保留下了重要遗迹，才使得我们在更新工作理念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重要的突破，这是我们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们的发掘也只是做到重要遗迹的表面，尽可能利用晚期遗迹的剖面来了解更早的重要遗存的情况。让后人能在我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中国网：您在发布会上提到有年轻朋友悲观的形容考古工作是“田野上放牧青春”，但看您学考古从事考古工作已经三十余年，做得很快乐。
许宏：我现在的确很享受探索求知的过程。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学问家里面，有非常睿智的人说做学问，首先是自娱，然后才是娱人。人生不应该为了一个辉煌的顶点而忍辱负重耗尽生命的灯油，那就没意思了。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东西，于是研究它的过程就是充满乐趣的。“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是我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带学生实习，一位同学参加田野实习的感慨。那时我是助教，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很欣慰于他们把我当朋友坦露心迹。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种放牧，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如果是后者，你会有放牧后对青春的收获。回想起来，可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中国网：您在书中说，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您是如何产生了这样的理念的？
许宏：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言：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挖到什么。我一直调侃说我是考古学科中做“不动产”的，是做“井字型道路”啊、“宫殿建筑”啊、“四合院”这些东西的。二里头哪些地方有能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墓葬，我们很清楚，但是我是城市考古出身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我最关注的是settlement patterns（聚落形态）。我接手二里头时，二里头已经挖了40年，但我们只知道一号宫殿二号宫殿、铸铜作坊，还有一些出土铜礼器和玉器的墓，等等。我评价前辈们在二里头遗址40年的工作有两大方面的重要收获。一是建立起了以陶器中心的文化分期框架，为学界所普遍认可；二是宫殿建筑、贵族墓和铸铜作坊等重要发现，奠定了二里头作为早期都邑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重要前提。接手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时就感觉整个都邑遗址缺乏规划性，而规划性是政治性都邑最本质的东西。以往对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城市、都城的疑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从这处遗址的考古材料中看不出王都所应有的规划性。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点出发，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才有了前面说的那些重要的发现。你应该能注意到主要的发现是与都邑的布局和空间结构有关的。
说到这里，想起2003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城墙，我当即给一位在二里头长期工作过的老先生去电话“报喜”。老先生很惊讶，说我们那时为了找城墙，把二里头遗址都打成“马蜂窝”了（指用洛阳铲密集钻探），你们究竟是怎么找到的呢？我说是“想出来”的：我在研究实践中得出这样的认识，即都城中的宫殿区作为王室禁地不该是开放的，其周围应该有城墙、壕沟等防御设施。而它的外围已发现道路，道路和宫殿建筑之间已不可能再有城、壕。那宫殿的外墙会不会就是宫城城墙的一部分呢？那就按这种推想钻探发掘看看嘛，结果果然如此，推想被验证了，宫城重见天日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走的路径和我的学术背景是相关联的。我在意什么、我想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才能有这样一个理念。只有专心做“不动产”的人才会有“不动产”方面的大收获哈。这些理念和构想都要溯源于在徐苹芳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学术论文时的思考与收获。
中国网：我发现您从2009年开始一直坚持写博客，还从2010年使用微博。到今天微博已经积累了15万粉丝，转发、评论、点赞量都很高。看来您很愿意和微博网友互动交流，和年轻人交流。
许宏：“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考古人许宏也成了“半透明”的人了。我把自己的论文、发言、心得，还有大量自己搜集的文献什么的贴到网上，这是一个新型教师的形象。有朋友归纳得好：自媒体就是免费赠阅，但不保证按期出刊。是这样。我每天从事学术研究就是在自娱，同时跟年轻人互动。玩学问的同时如果还能娱人，那就是件很快乐的事儿了。微博、博客上的交流已经超出了师生关系，因为学生如果跟我面谈，一见面会很谦恭地喊我“老师”，学生一问我问题，我一说什么，他们都会附和“是是是”。但是在网上，没有身份地位之别，没有长幼大小之分，没有圈内圈外的歧见。大家在“潜水”，没必要恭维，尽可以批判，这种平等的交流可以让大家共同受益。我回帖只看你的问题是不是具有典型性，是不是好多人都想问的问题，只要我有时间就愿意回复。而且这种公开的交流，很有可能一句话影响了好多人，这就是一种远程教学交流啊。我有朋友是大学教授，他说起课后被学生提问，就回复道：回去看看许宏先生的博客吧（哈哈）。还有同学说，听老师讲课，好像和许宏老师说的不一样，课下得看看许老师怎么说。刷了我的博客、微博：噢，原来这问题还可以这么看！我这个网络公众考古践行者的价值就体现出来啦。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坦率地讲，当目前学界主流意见与他们的看法相左时，我更看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代表着学科和社会的未来。我也以我的视角、方法论和观点得到他们的认可为荣。
中国网：近日有看到新闻说，将在二里头遗址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方案里说“正在发掘的遗址现场根据考古工作开展情况设置可移动的临时保护展示棚，并设置游客参观平台；未发掘的宫殿遗址将得到大面积绿化，种植酸浆草或大花马齿苋。”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许宏：还是挺好的。我接受不了的一种做法是，在遗址上原址复建一些假的东西，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像影视城。首先，它把遗址本体彻底压在下面，难以重见天日。就上古建筑而言，没有多少复原依据，学术争议大。如果你拿这个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符合其最起码的要求——原真性吗？同时，上古的宫室建筑本来就是“茅茨土阶”，茅草屋嘛，你已经做了不少出于当代想象、符合当代人审美观的美化工作了，但公众还是不买账。为什么？对于那些具有东方特色的、不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土木建筑等遗存，我们是否应该给公众一定的想象的空间，把复原当时场景的任务交给遗址陈列展示中心和各种高科技手段？总之，作为考古人，我们最大的期冀就是把原真的遗址留下来，可以再考古。其实公众也应该是冲着“真”东西和如何发掘出这些真东西来的吧。
这样看来，所谓考古遗址公园，首先一定必须可以再考古，否则还叫什么“考古”遗址公园呢？如果遗存不是被彻底破坏，任何考古工作都应当具有“可逆性”，即可以再发掘，再发掘的现场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可以用来参观，然后又可以按照发掘的结果进行展示，展示遗迹本身。这样，草皮、观赏植物、卵石、砂砾加上说明牌就不视为一种适宜的方式，欧美和日本等国都有很好的实例。这就引申出考古遗址公园的第二个特质，那就是它一定要是“遗址”公园。正像我们反对圆明园复建一样，遗址公园展示的不是遗址还能叫“遗址”公园吗？
中国网：《二里头（1999-2006）》的书可谓是15年磨一剑，您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发掘了七年，整理编写了八年，二里头考古队下面的方向是什么？
许宏：我们已开始着手编写《二里头（2010-2011）》发掘报告洛阳地区区域系统调查报告，希望尽早公之于世。今年由于是暖冬，我们的队员现在仍在二里头遗址上进行钻探。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今后的工作也将是以无损或微损的勘探工作为主，通过系统勘探搞清二里头遗址的地下遗存的面貌，对这一重量级“国保”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宝”心中有数。同时，配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还要在都邑的关键部位做重点发掘，提取科学资料，提供翔实的复原依据。文物保护，考古先行。没有扎实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就无从谈起。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强的责任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一个贴近公众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和博物馆就能够和大家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