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粟裕均曾辞让元帅衔 为何各自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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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