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4日)上午进行的分组讨论中，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说，如果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不改变，很难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谈到委员提案时，高强在发言中说，一些提案说的问题多，解决措施提的少。

“很多关于卫生改革的提案，都是几句话：第一，现在存在很多问题；第二，关键在于体制机制；第三应该加大改革。我真是希望大家的提案再思考得深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应该怎么改。”

当有些委员问起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时，高强说，印度在1949年就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但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他认为，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再建一个全民免费的医疗制度是很难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

而对于医疗保障体制上的问题，高强表示，主要是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问题。“这个机制不转变，很难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对话

五年内将合理布局社区医疗

高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称将赋予一二级医院更多社区服务功能

本报讯针对社区医疗如何发展、如何保障社区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等问题，昨日，本报记者与卫生部部长高强有了以下对话。

常见病去大医院浪费资源

新京报：你对社区医疗的发展有什么考虑？

高强：现在很多的常见病，甚至头疼脑热，人们都去大医院排队，大医院受不了的。大医院都是些高水平的医生，还有先进的设备，如果去治疗这些小病的话，本身也是一种浪费，对资源也是浪费，而且挂号也很难。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群众有些不大相信社区医生。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现在社区医生水平还比较低，许多好医生都集中到了大医院。再一个是群众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都担心看不好病。

但在国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欧美一些国家，病人90%都在社区。只有10%的病人，确实需要动手术了、住院，才去大医院。我们现在却反过来了。

新京报：社区医疗的加强将有何具体措施？

高强：发展社区医疗一方面基本设施条件要改善，一些必要的设备要购置。另一方面，现有的医疗资源要进行调整，就是对现有的一些一、二级医院赋予更多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不光是为了看病，还为了预防保健。另外要组织一些医院的医生支援社区，医院和社区要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医生要到社区来提供服务、支持或技术指导。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规划是五年，到2010年达到，建立服务机构布局比较合理，设施比较齐全，人的专业素质比较高，而且运转的机制比较灵活的一个服务体系。

在有些大城市、东部地区的城市，条件好的还要快一些。

社区医院收支两条线

新京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费用怎么控制在一个低水平？

高强：它要转变一个机制，这和现在医院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推行的叫“收支两条线”。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的收入不是自己的，支出由政府来保障。而且医生的收入和医疗服务的收费是不挂钩的。

新京报：那如何保障医生的积极性呢？

高强：有保障的。光靠钱，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而且要走邪路！医生关注的是研究医术，提高水平，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医，这是真正的医生追求的目标。如果当医生，只是希望挣更多的钱，这人成不了好医生，他的医术也不可能提高。当然，政府也要保障医生的收入。(本报记者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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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动刀是医生的悲哀

“天价”医院受到巨大压力，钟南山称体制问题不能由普通医生承担

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来自曾爆出“天价医疗费”事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虽然身为事件的局外人，但在昨天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李文志仍忍不住向同行谈起哈医大二院医生目前的境遇和压力———“虽然门诊量已经恢复，但医生明显能感觉到患者的不信任，现在很多医生都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稍有风险的手术或治疗，就尽量劝患者转诊。”

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钟南山委员紧接着发言说，这种情况是医生的悲哀。医疗体制的问题都压在普通医生的身上，医生背负了太多的风险和压力。

钟南山回忆，深圳也出现了患者告医院过度医疗的“120万医疗费事件”，事情出来以后，那家医院为了避免被媒体炒作，立即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不仅少收了患者30万治疗费，还向患者赔偿了40万元。即使是这样，现在那家医院的院长和医生走到哪里，也都“灰溜溜”的，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李文志委员摇头说，医生与患者本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现在却变成了相互提防的关系。医生由于担心医疗风险造成医患纠纷，很多可以直接实施的手术治疗就改用保守疗法，甚至不敢医治，安排患者做各种检查以预先保留证据。这样一来，患者的利益仍会受到损害。

对此，钟南山认为，医生还要学会与患者和媒体沟通，媒体在很多时候都能够引导公众的看法。（记者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