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获悉，已上报国务院的有关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将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城市医疗服务结构的调整重点，以此来构建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站分工合理、配合密切、互为补充、双向转诊的新型城市服务体系。

今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作为改革试点，将率先启动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面改革。试点启动前夕，本报记者对东城区，及北京其它一些社区的医疗服务进行了深入调查。

9月15日早上7点多，北京小黄庄社区卫生站站长赵林就赶到社区的文化室，开始布置活动。这个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文化室，挤进来了近百人。门外还有人陆续赶来排队，等大夫抽血化验以后，他们只有找个角落站着听报告了。

这是和平里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黄庄站为社区居民举办的健康教育活动，按计划每月至少一次，当天的主题是糖尿病人如何合理膳食。

“我们站总共8个人，4个大夫，4个护士，人手很紧张。像这样出力不创收的事，只有我来做了。”赵林说话时，脸上略显疲容。

小黄庄卫生站地处东城区与朝阳区交界处的小黄庄前街，辖区面积1.8平方公里，负责兴化西里、化工大院、小黄庄、安贞院、和平里七区等五个居委会29783人的社区卫生工作。

“像这样的社区卫生站，全北京大大小小有600多个，每个卫生站负责3万至5万人。”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会长郝东升说，这些站绝大多数是由各区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组建的，只有在朝阳、丰台、石景山和海淀有极个别站是私人投资，占总数不到1％。

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应该是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战略重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侯岩说。在上报国务院的有关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以下简称意见），也提出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等基层医疗机构。

10月，北京市东城区作为改革试点，将率先启动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面改革。对赵林和她的卫生站来说，深入居民小区的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活动将成为今后工作的主要内容，她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将随之发生质的变换。

工作六位一体

小黄庄卫生站隶属于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始建于1998年9月，是和平里医院组建的第一个社区点。和平里医院是东城区的二级医院，按政策部分转制（一级医院全部转制），目前共建了小黄庄、民旺、航星、建研院、和平里、安德路和中街等7个社区卫生站，每年仅房租支出就需50多万元。

“国家规定原则上一个街道设一个社区卫生中心医院，每3～4个社区设一个社区卫生站，和平里共26个社区，这7个站基本可以满足居民就近看病的需要。”和平里医院社区部副主任张亚兰说。

“小病到社区，大病进医院”，分流三级医院的门诊压力，保证居民就近得到有效治疗，是社区卫生站的一个基本职能。

中街卫生站站长孙素英说，卫生站还负责给每位病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中街站自成立至今，已建档3990份。“他们走在大街上，我一眼就能叫出名字的有好几百人。”

中街卫生站门面并不起眼，也不临街，建在小区里，面积仅130平方米左右。记者上门采访时，输液室里有七八位老人在输液，最大的82岁，最小的72岁。

但是就近看病并不是社区站卫生工作的全部内容，甚至还算不上是最重要的内容。“社区站的工作是六位一体，预防、治疗、健康教育、康复、保健，还有计划生育，这是国家给社区卫生站规定的必须要尽的基本义务。”孙素英说，预防才是卫生站要做的头号工作。

“非典以后，人们已认识到公共卫生属于政府行为，哪些属于公共卫生，哪些属于个人医疗，今后的区分会越来越清楚。”在郝东升看来，社区卫生站就是公共卫生的网底，所有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卫生的职能最后都要通过它来落到实处。这应该是社区卫生站工作繁杂的根本原因。

对此，孙素英深有同感，她和赵林一样，都是临床大夫出身，到社区卫生站工作以后，六位一体的繁杂工作占据了她们的主要精力，用于治疗的时间都不到50％。

生存仍是大问题

“大部分社区站都是亏的。”一位在社区卫生站工作的大夫说。这位大夫每月收入两千元左右。“这与我的职业不相称。”

“我们干的六项工作中，只有治疗是有收入的，其它全部是尽义务。”孙素英说，但中街站的财务收支基本持平，养活自己不会有问题。

这主要得益于中心医院的大力支持。和平里医院目前7个社区站，收支基本持平。“我们是二级医院，与一级医院相比，技术上没什么问题，容易取得患者的信任。”社区部副主任张亚兰说，中心医院和各社区站实行一体化管理，从人员、技术到后勤保障，全部一体化。不但社区站的大夫定期到中心医院进修，就连医院提拔干部，先到社区工作也成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社区居民密度大、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险也是和平里医院各社区站总体持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以中街社区站为例，享受公费医疗和医保的占到全部就诊者的90％以上。

蓝本本也有不管用的时候。今年7月1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出了一道禁令，不准社区卫生站以中心医院的名义开具发票。中街社区站的门诊收入应声下跌。“我们1月份的门诊收入是19万，6月份是24万，上半年平均每天接诊五六十人，最高时门诊收入达26万，禁令执行以后，病人都被赶到大医院去了，7月份收入降到13万，8月份是14万。”孙说。

社区卫生站的治疗费用报不了，不但影响卫生站的收入，也急坏了经常来看病的老年患者。惟一的办法是找社保局修改蓝本本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平里六区的中石化总公司退休老干部王修业，原来填报的定点医院是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平里医院和安贞医院，得知消息后赶紧找人，把北京医院换成了和平里中街社区卫生站。“我们楼上100多个人都换了。”他说。

用药限制也是社区卫生站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医院级别不同，大夫能开的药品也不一样，级别越高，允许用药的范围越大。很多病人在大医院治病开药，出院后需继续用药，但有些药在社区站却拿不到。

“用药局限是一个普遍问题。10月份可能会放开一批药，社区站可新增200个用药品种。”张亚兰希望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卫生站的用药问题。

东城试点10月启动

在有关部门酝酿药品放开的同时，东城区也在酝酿一项改革———将全区二十多家社区卫生站收归卫生局统一管理。

“这是东城区的一项试点，方案已经批下来了，如果做得好会在全国推广。”赵林说，东城区卫生局负责这项工作，目前已经筹集好人员，估计10月份会动手实施。

东城区卫生局社区办王建辉主任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由卫生局牵头，将组建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对区域内的社区卫生站统一进行规范管理，如果可行，下一步会在全北京推广。

据社区站的工作人员透露，收归卫生局统一管理后，他们的工资将由政府来发，卫生站的工作重点将由治疗转向健康教育，以预防为主，当然也不会有创收任务。

“在中心医院的支持下，我们肯定能养活自己。但是政策不允许我们这样想。”现在，突然要将社区站转给卫生局管，孙素英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她们站7名工作人员（4名大夫，3名护士），门诊收入去年是200万，今年上半年是110万元，扣除每年10万元的房租费用，独立生存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中街站辖区内有五个居委会，共20400人，片区内另有一个私人投资的盈利性医院，但孙并不担心相互间的竞争。“我一点都不担心病人会跑到那边去，我们几个人都很有信心。”

“我觉得那样也挺好的，至少没有经济压力了。”赵林说。虽然和平里医院一直没有给站里创收任务，但她清楚，医院本身没有其它经济来源，全靠治疗创收。

收归卫生局统一管理，对社区站来说，还可以解决目前婆婆太多的多头管理问题。“社区站别看地方不大，人员不多，上面的婆婆可多了，除了和平里医院，我们还要听卫生局、疾控所、健康教育所的。”

“社区诊断包括了社区基本的人员情况、职业构成、学历构成、民族构成、出生率和死亡率，还有疾病的死因顺位，这是政府规定的一件很繁琐的事情，资料很难掌握。两三年下来，我们已经建了3990份档案。”翻着厚厚的档案册页，孙素英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

建立社区健康档案，目的是预防疾病。“我们也知道预防很重要，但现实是社区里上千名病人，天天要看病，堵在卫生站里，什么也干不成。”这时候，作为站长，孙两头为难。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府投入不足。《意见》已要求财政部门根据社区卫生站的服务人口安排经常性工作经费和专项经费补助，这笔补助各地因时制宜。郝东升会长说：“社区卫生站为什么不叫社区医院，就因为它以公共卫生为主，医疗只是一个切入点。上海的社区卫生站从来不看病，因为政府的投入很高，社区居民按人头算平均每人25元，而北京才5元。”

据郝透露，北京市财政也在考虑加大投入，就此专门开会研究过，卫生部也准备出台配套政策。“但要协调好各方面利益，谈何容易。”郝认为，追加投入在短期内还难以到位。(本报记者 李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