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权力一般来说没有中国相应部门的权力大，管得没有那么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所作为。以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为例。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有了专利制度后，通过专利技术在市场上的转让，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解决某些技术的推广应用问题。而在特殊的情况下，政府就需要采取更有力、更快速的推动手段。例如，1714年，由于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英国议会宣布，谁能发明出可靠的航海经度仪，就奖励1万英镑。于是，很多人投入了这场发明竞赛，最终，航海经度仪问世了。法国看到这一措施颇为管用，就起而仿效。1775年，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科学院宣布，谁第一个发明人造的碱性形态的物质，就奖励1.2万法郎。1794年，美国人埃利·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但是没有挣到多少钱，于是将此技术卖给了南卡罗来纳州政府，由政府来进行推广。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术。他本人准备了详细的技术说明资料，希望用两种方式进行销售：要么，如果有谁愿意出资20万法郎，可以买断这项技术；要么，以1000法郎一份资料的价格卖掉100至400份。法国政府看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于同年将其技术买断，具体安排是：给达盖尔本人每年6000法郎的养老金，给达盖尔的合伙人每年4000法郎的养老金，如果这二人去世，则继续给达盖尔的遗孀每年3000法郎的养老金，给另一位的遗孀每年2000法郎的养老金。法国政府买断这项技术后，向除了英国（法国的竞争对手）之外的所有国家公开了这项技术，于是，银版照相术技术资料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在世界上获得迅速推广。后来，还出现了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多种改进技术。

我国民间流传着不少中药验方单方，它们是中医药宝库中的一部分特殊瑰宝。由于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无法有效地保护中药方，许多持有宝贵药方的民间中医师就采取“不开方，只给药”的方式行医，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基。这样做的缺点是：第一，惠及的人群肯定是有限的；第二，其他同行专家无法获取有关知识，就没法对药方进行验证、改进、提高；第三，某些偶然因素可能导致宝贵医药知识和方剂的失传。如果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专家对这类方剂进行甄别判断，对其中特别有价值的用重金买断，则将造福于广大公众。而且，有了政府部门出面组织的甄别工作，那些假冒的“祖传秘方”也将无所逃遁。可惜，我们迄今没有见到这样的工作。直到现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有效保护基本上是个空白，亟需政府的大力作为。

政府应该做什么？凡是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或仅靠市场力量还不够的领域，如国防、环保、科研、保健、教育，政府都要干预。政府干预，不等于说不让别人做。政府可以办教育、开医院、支持科研活动，民间机构同样可以做。把握住这两条，就可以杜绝“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