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9月24―25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来自中、韩、美等国的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自文明初始，科技从道义上讲一直为人类所需，它们能使人增益知识、提升生活，从而促进文明。伴随科技带给人类增益的还有风险。火的使用造就了人也留下过无以计数的灾难，乃至中文里灾难、灾害的“灾”字与火字相关。

今天，汇集多项高新技术的生物与遗传工程、互联网络、高科技战争等越来越使人们感受到高科技日益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前所未有地享有高科技带来的增益，却也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能的风险。

基于上述思考，这次参会学者围绕同一个话题——高科技给当代人造成的伦理困境与道德冲击，深入研讨。

应当说，21世纪伊始，站在科学前沿的是三大科学和由它们衍生出来的三大技术，即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计算机科学与网络技术、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由于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直接面对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生命现象，涉及到有关人类个体的同一律问题、无性繁殖与生命的基本权利问题、家庭的性别属性与家庭的组织问题；计算机科学普及和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沟通方式；纳米技术所使用的微观物质尺度会否挑战日常生活中宏观尺度下的物质同一律特征，等等，这一切已经或将带来高技术伦理风险负效应的不确定性，同时高技术也提供了更多道德选择的可能性。因此，社会应当也必须明确高技术领域的道德选择是高技术活动主体（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不可回避的责任。

人与环境的和谐问题是许多学者议论的话题。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类的生话水平也不断提高，同时，我们的大自然也变得满目疮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面对这一现实，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环境伦理。围绕摈弃人类中心主义，实现所有存在的和谐互动，学者们各抒己见。问题的关键是和谐的具体目标和模式，如有学者指出：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是有冲突的：生命伦理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人格尊严的观点，强调秩序共识和尊重人的自我决定；环境伦理则基于整体主义观点，它要尽可能消解人在人格方面的独尊地位。有的学者对传统的生态伦理做了现代诠释，认为儒家“中庸”伦理思想包含生态三原则，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根本原则、“应时而中”的生态伦理应用原则和“惜生及民、惜物及人”普遍关怀的生态伦理情感原则。

军事伦理和国际关系伦理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特色。高科技使战争的形式面临一场革命，也引发了新的战争伦理问题。高科技战争加剧了战争双方的不对称，也就加剧了世界的不公平。例如少数大国将空间技术和设施直接用来为战争服务，破坏了《外空条约》（OST）关于用于人类和平目的的规定。有的学者指出高科技战争包含两个相互制约的正反馈机制：恐怖主义和反“恐”的恶性循环，以及追求高科技装备绝对优势引起的军备竞赛。这种机制使高科技转化为高科技装备和高科技战争。这种循环与西方文化有着内在联系。走出高科技战争的困境，通向永久和平，是人们的期盼。正义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正义的共识也在增长，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承认势必导致战争目的和手段的改变。人类最后一战应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战。

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是至上的，在高科技时代，这种价值受到安乐死以及基因工程、生殖性克隆、异种移植等技术的挑战。

网络和数字化生存引出哪些伦理问题？学者一般认为：现实伦理与网络伦理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异。需要反思网络伦理建构的文化和哲学基础；坚持网络伦理建构中伦理规约、法律惩戒、技术控制的有机结合；适度保持对网络空间无序和网络文化消极性的宽容态度。

综上，科技与人文的统一成为新的哲学视角。正确认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使科技在人文的关照下实现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