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署名为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文章《强者精神与盛世情怀》，起头第一句的高论就把笔者震慑了——“当年的‘雍正’是对于强者的力量的呼唤，是对于秩序和盛世的企盼，而今天的‘汉武帝’则直接展现强者的力量和盛世的现实，并将这种力量投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盛世情怀’之中”。

他的妙论曰：“这不是对于封建帝王的简单的赞颂，其实有了一种新的价值选择的出现。这里出现的是一种和现代中国传统的英雄观不同的英雄观。在现代中国我们赞美的往作是在绝境中抵抗的英雄，是异常坚韧地斗争的悲剧英雄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就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代表。而像汉武帝这样的盛世的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英雄往往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这是中国的百年历史悲情的结果，是民族屈辱和痛苦的象征。而今天在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有了告别百年悲情，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的新的焦点，中国的和平崛起业已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历史走向。这给了人们想象‘强者’和‘盛世’的机会。于是召唤‘汉武大帝’，其实是对于一个新世纪的想象。它满足的是我们新的愿望和要求。最近，大家觉得似乎无法遏制的‘帝王戏’潮流其实就是这种‘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的要求和愿望的展现。尽管这满足和要求还存在种种问题。它的历史观和英雄观也有可议之处，但中国历史新的展开已经需要新的历史想象是这部电视剧出现的关键问题。”

张教授喜欢从“心态”和“情怀”入手，用心理学的视角做诛心之论。可是，我倒很希望张教授继续探究一下，为什么在帝制被推翻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帝制的象征——帝王怎么在某些媒体文化人的镜头和笔下就成了英雄，是一种什么心态和情怀促使他们在弘扬主旋律的强势媒体上“演了皇帝演皇妃，演了皇妃演皇妓，演了皇妓演格格”的？热播，尤其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就是“巨作”吗？是“人们”真的喜闻乐见还是他们其实并无太多的选择？为什么帝王戏潮流“大家觉得无法遏制”？真的是体现了所谓的“强者精神”和“盛世情怀”吗？“强者”是谁？“盛世”又是谁的“盛世”？谁正在沉湎于“新的历史想象”？

北大出过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此者思想守旧，举止乖戾。帝制被推翻后，他公然顶着小辫子上讲台，在回击学生的嘲笑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剪头顶的辫子易，剪脑中的辫子难。”辜老先生的一句话，可能比张教授的整篇文章更有意思，更耐人寻味——也许还能破解张教授留给我们的一些困惑。

对无法遏制的帝王戏潮流的批评，入木三分的精彩之论已经很多了，实在没有重复的必要。我倒是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良知似乎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似乎只有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态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情怀的士人。而作为强者和“英雄”的帝王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一腔孤忠的奴才的呢？明君如唐太宗，准备的是大口袋，“尽入吾毂中矣”。读书人还可以发挥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作用，这是贞观盛世的待遇。如果遇上雍正和汉武大帝这样的主子，只能被“倡优畜之”，也只有山呼万岁，“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份了。

这些年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不遗余力地渲染 “盛世”。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叫“盛世”。印象中的“盛世”总是和封建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如所谓的“三代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对应的就是“圣人出、黄河清”，“圣人”与“盛世”的关系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当然这都是史书的说法。而中国的史书，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我对史书上标榜的“盛世”一直是心存疑虑的——既然史书不是老百姓的史书，“盛世”恐怕和老百姓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古人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说了真话。我们无数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目的说小点是人民当家做主，说大点是实现共产主义，好像没有什么纲领是为了重现或新建什么“盛世”——这应该是一个和新时代格格不入的陈腐名词。放眼世界，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迄今三百多年没有内乱；美国自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结束后，基本上太平了近一个半世纪，好像英美两国的人民并没有大肆讴歌“盛世”。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仅仅步入正轨不到三十年，就让“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为和平崛起、为欣逢盛世而感恩而欢呼而情不自禁——张颐武教授和一些制造“盛世”大联欢的媒体文化人一道，在自我陶醉的过度移情作用下，实在低估了广大底层中国老百姓的智力。

我一厢情愿地设想，什么时候我们的电视上少了皇帝和宫廷，少了江湖和侠客，少了清官和冤案，少了白领和豪宅……多了工人和农民，多了家长和里短，多了矿井和农田，多了青山和绿水——现代士子能够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整个民族能多一点“忧患意识”，那么，“盛世情怀”没有也罢。

（2005年第7 期《书屋》朱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