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世界艾滋病运动的主题是“妇女、女童与艾滋病”。这一年，中国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关注妇女、抗击艾滋”的主题宣传活动。2005年7月，中宣部、卫生部、计生委、妇联四部委又一次倡导开展“关注妇女、抗击艾滋”行动，并制定了相关的实施方案。妇女为何会成为世界和中国艾滋病运动的主题？中国为什么连续两年提出“妇女与艾滋病”问题？分析近年世界和中国艾滋病蔓延的趋势，会看到，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女性化的流行病。
中国女性艾滋病的状况
艾滋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时，感染者主要是男性行为者。其后，有多性伴、注射吸毒等危险行为的男性占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绝大多数。九十年代以降，随着艾滋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这一恶性传染病已由最初男性感染者居多的状况，逐渐演变成一种女性化特征明显的流行病，艾滋病对妇女的危害日益严重。
女性和女童在面对艾滋病时是突出的脆弱人群，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研究表明，面对艾滋病，女性感染的机会是男性的2.5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女性感染者的数量逐渐攀升，截至2004年底，全世界15—49岁的人群中有1760万女性、1960万男性感染了HIV，女性在成年感染者中的比例已由八十年代的35%变为48%。在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患者中，15—24岁的女性占的比例高达64%。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57%的感染者是女性。在亚洲，女性感染者的数量急剧增加。
中国的女性也未能幸免这一全球性的灾难。据中国卫生部2005年3月的最新统计，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感染者由2000年的19.4%，上升到2004年的27.8%，2005年3月底，这一比例已达28.1%。HIV/AIDS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5﹕1上升到目前的2﹕1，局部地区达到1﹕1。
中国经性途径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44.1%上升到55.0%。在性工作者中发现的HIV感染者数量明显增加，HIV/AIDS的传播已从主要在家庭外传播发展为在家庭内、外传播。其中，以男配偶传给女配偶居多。
在中国，HIV/AIDS感染者/患者的主要感染途径男性与女性不同。男性主要为注射吸毒和性（同性和异性）接触，女性主要是性接触、非法商业性采血。比如，在河南省，因为当年卖血的女性居多，卖血感染HIV/AIDS的人中，女性略高于男性。一般认为女人失血可以补回来，且容易恢复（女人在月经期和生产期间皆失血而无大碍），而男人失血就会伤及元气。在西南地区，HIV/AIDS的传播多因注射吸毒导致，男性在以愉悦为主的消费活动中更多地扮演主角，所以感染者以男性为主。
HIV/AIDS流行的社会性别分析
男女两性在生物学、性别权力互动、社会文化及经济地位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面对HIV时的易感染性不同。和男性比较，女性的易感染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1、生物学上的易感染性。由于女性的解剖学/生理学构造，在一次阴道性行为中，女性感染HIV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多。女性经历无症状性交感染（STI）的可能性更大，但寻求和接受治疗的可能性比男性要小。
生殖道感染在中国的农村地区非常普遍，某些地区未经治疗的生殖道感染高达60%。据报道，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道感染明显高于城市的同龄妇女。由于大部分生殖道感染是与名声有关的疾病，流动人口由于担心受到歧视或失去工作常常不愿去公立门诊寻求医疗。
2、社会—文化与易感染性。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规定着性别、性行为和生育行为。
性行为的主动权方面：男性在性行为上是主动的一方，在时间、地点、方式上有决定权。
性行为的安全方面：在与自己的伴侣的性行为中，女性几乎无权决定是否要进行性行为、是否使用安全套。而男性安全套是目前唯一广为使用的防止性行为感染传播的方法。与男性相比，女性成为被施暴对象的可能性更大，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和熟人中间、在战争和冲突的环境下妇女都有可能受到暴力的威胁，性工作者更是性暴力的集中受害者。性暴力加强了男性优势统治和对女性的歧视。而身体上的伤害导致生殖器/肛门管道上的损伤以及更大的生物学上的HIV易感染性。对暴力的恐惧限制了女性提出使用安全套的能力，降低了她们向性伴透露自己HIV携带状况的可能性，也减少了她们寻求并获得义务咨询和测试（VCT）服务和治疗的可能性。
传统的社会文化接受和肯定男性的暴力、危险性行为，但却忽视男性的易感染性。男性往往被要求在性行为上表现得积极主动，被鼓励有较多的性伴，更有可能成为注射吸毒者，也更有可能使用暴力。另外，男性行为者是HIV/AIDS的高感染人群。如果男性受到性暴力的侵害，他们寻求保护而且得到治疗的可能性很小。男性的易感染性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女性伴侣。
在中国明显存在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暴力和性剥削。据全国妇女联合会2001年调查，中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30%，其中90%的暴力事件中女性是受害者。目前还没有暴力与感染HIV的数据。商业性活动在中国尚属于非法，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目前无法向警察求援而更容易遭遇暴力和剥削。
生育文化也影响到妇女的易受感染性。中国的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生男的偏好，没有儿子或没有小孩的妇女，常常面临来自社会、家庭，尤其是婆婆和丈夫的巨大压力。由于农民目前仍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他们只有依靠旧有的亲属关系和社区互助形式，以及反哺式的孝道来解决生老病死和养老的问题。因此，生儿子不仅是“面子”的需要，更是实际利益的需要。这往往造成女性或多次生育直到生出一个儿子为止；还有的HIV阳性女性冒着感染丈夫和婴儿的危险，执着地要生儿子。
3、经济因素导致的易感染性。女性在社会经济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和边缘地位，这让她们更容易受HIV/AIDS的侵袭。
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一般较男性收入低，往往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父亲、兄弟、丈夫、儿子等），接触并控制各种资源及财产（收入、土地、房屋）的可能性更小，在其配偶去世后继承其遗产的可能性也较小。
如果家中有病人或HIV/AIDS者，女性会承受更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家中的女孩往往只能退学在家帮忙做家务并看护病患。由于没钱、没时间或交通不便，女性生病或感染HIV后接受相关服务和治疗的机会更少，而且得到必需的经济资源的可能性更小，更可能被其配偶要求离婚，从而加深贫困程度。
由于接受教育的机会受限，女性往往只能在一些低技术的部门和岗位就业，因而收入低、福利低、工作不稳定。即使在相同的工作中，女性的收入也往往低于男性。许多女性由于各种因素不得不从事性工作，或将性作为交换食物、庇护的商品，与较多的性伴、年长者或有权势者发生关系。女性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她无法与对方商议是否使用安全套，更无法要求性伴对自己忠诚。
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固有的性观念、知识鸿沟、经济弱势也加强了女性的易受感染性。中国的文盲中，女性占71% 、男性占29%；女性文盲率（22.9%）高于男性（7.9%）。由于家务劳动的需要、昂贵的学费、父母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男孩享有接受教育的优先权等原因，女童较男童更易辍学。
不识字和缺乏教育妨碍了女性获取HIV/AIDS的预防信息。2004年进行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表明，在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率方面，女性（46.1％）低于男性（53.1％）；在农村，女性知晓率更低，男性为48.3％，女性仅为39.9％。
中国农村地区，妇女和一小部分男性，在获得卫生服务方面存在困难。全国第二次妇女地位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分别有60.9%的女性和21.8%的男性在2002年中推迟了看病时间。女性在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的障碍包括：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首先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缺乏女性医务人员、医生的轻视态度等。卫生保健体系的市场化进一步加重了女性卫生服务可及性差的程度。
4、上层建筑因素导致的易受感染性。现存的决定社会规范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男女两性在财产权、教育权、就业和同酬权、领导权等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决定了女性更容易受到HIV/AIDS的伤害。
努力使妇女远离艾滋威胁
怎样才能真正使女性远离艾滋病的威胁？这需要对女性给予权力、保障权利。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决策者应逐渐平衡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分配，努力为女性提供教育和接触信息的机会，在制订公共政策时重视女性的需求和服务的需要，在各种相关法律的制定中保障女性的财产权、就业及同酬权，提供给女性更多的政治、经济发展机会。只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公共政策的支持及法律的保障，女性才有可能逐渐摆脱艾滋病的阴影。
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有助于消解女性的易受感染性，在开发新的性教育资料中应对此问题予以充分地重视；在社会文化中重新定义性别规范，鼓励健康的性行为——自愿的、愉快的、平等的、非暴力低感染的。在应用技术方面，更重视女性自主式规避感染危险方法的研发，更多地开发和使用女用安全套和杀菌剂；在自愿咨询测试（VCT）服务中，更多关注女性的需求。
面对妇女HIV/AIDS感染逐渐增高的趋势，中国政府正努力降低妇女艾滋病感染率，切实关怀妇女艾滋病感染者。
女性是女儿、妻子、母亲，保护妇女就是保护男性、保护家庭、保护儿童，也保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及未来。所以，全社会对此都应给予关注，努力使妇女远离艾滋病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