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学术个案探析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知识精英的觉醒，中国学术的艰辛发展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思想启蒙亦未告中断，抗战救亡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刺激和孕育了民族的启蒙。本文以当时侯外庐、贺麟、王亚南、蒋梦麟等著名学人艰辛的学术实践为个案，从中揭示中国学术发展的真相，凸显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的觉悟、认知理路的改变，着重论证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特殊思想价值及其对民族启蒙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思想启蒙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主调。在抗日战争时期，“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斗争，造就了整整一代人。那个时代是非常出人才的，社会科学领域还特别出成果”。
本文试图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中不同学科的学术个案的研究、对相应学人的特殊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的分析，透过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的发展，找寻解读启蒙问题的答案。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
抗战时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在这一发展中，著名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的具体研究颇值得关注：他在翻译《资本论》的基础上，努力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侯外庐集中主要精力，乘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之余绪，着力于更深入的社会史研究和深刻的思想文化研究。
思想史研究必须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是侯外庐学术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又是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事这一研究直接导源于他对《资本论》的翻译，以及20世纪30年代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侯外庐回忆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在苏联多次进行过讨论，争论得很激烈。在中国、日本历史学界都跟着或多或少地讨论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决。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为了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实含义，侯外庐首先做了全面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的）理论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马克思遗稿，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提供俄文译本，戈宝权翻译，定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后者，对侯外庐的研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是我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文献中，一篇最详明的珍贵资料。我有幸在国内首先使用它。这份资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
那么，这份资料究竟给侯外庐怎样的启示呢？据他讲：“第一，这份遗稿对于古代（按：指奴隶社会）的生产形态，即东方的、古典的，是并列地论述的。这种提法，比别的文献讲得都明显、肯定。由此，表明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当是无疑的。第二，这篇文章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处，也阐述了二者的相异之点。它指出，‘财产的第二种（古典的）形态也正像第一种（东方的），同样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历史的等等本质上的多样性——是更为有变动、更为具有历史性生活的产物，是原始部落之命运注定的及其曾经变态的产物……。在这里，各人的财产本身绝不是在第一种形态那样——是常由自然路径成熟的。’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径成熟’这个特征表述出来，正说明这种‘发育正常的’与‘早熟的’东方形态之路径的区别。第三，文章还通过城市和农村的分裂，私有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等，详细分析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体路径的不同，指出了这两种‘古代’的路径，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而生长起来的，只是第一种和公社密切结合，而第二种在后来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了。”
基于这样的理解，1943年1月，侯外庐写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该文原题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1945年8月发表于《中华论坛》），该文在阐述著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特殊认知后，专门解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起源之差别性”。在他看来，其差别主要来自国家和氏族制度的遗留，表现为财产所有权、公共权力、祖先崇拜，等等。
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为准确起见，更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问世，该书前两章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该理论的看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认识。在重印本导读中，侯外庐的学生张岂之特别指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理论基石，也是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必要前提”。从准确把握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的角度来看，张岂之的这一解说是十分贴切的。
在倾力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同时，侯外庐同样关注着思想启蒙的研究，特别是以明清为起点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研究，因为这也同样是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侯外庐的学生李学勤回忆说：“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分出单独的一卷，实在是含有深意的。前些时候（指2002年10月，引者注），我在西北大学“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到侯先生研究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即要从思想史来研究社会史。对古代社会的考察，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等方面着手，还应从思想方面研究和切入，这个论点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的辩证关系。侯先生重视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正是要由此深入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通过分析明清间他所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论作，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在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他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到50年代末，他把主要精力用来主持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唐宋元明部分，即第四卷，但对明清之际仍从未忘怀。第四卷下册的一大半，其实是这方面的扩大补充。作为他晚年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纲领的，是他那时应苏联《哲学问题》邀请写的论文《十六七世纪中国进步哲学思潮概述》。细读此文，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比之早年提高了很大的一个阶段。”
李学勤又说，“我们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经常听到侯先生讲说明清之际这一“天崩地解”的时代，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读了明代嘉（靖）隆（庆）以后丰富多彩的作品之后，感到这个历史时期有如未经探测的神秘海洋，不知有多少问题等待我们去决疑发复。”“ 近来很多学者从事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希望能就侯外庐先生对明清之际思想史的探索详加研讨，一定会对今后的有关研究大有裨益。”
李学勤对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评价是准确的。的确，以启蒙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正是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深入的研究，使他对启蒙的理解随之大大升华了，从而奠定了其“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基业”（侯外庐语）。
二、学术救国、学术建国：贺麟的新儒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如果说五四时代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创时代的话，那么，抗战时代就是中国新文化绚丽多姿的时代。联系当时学人的认知和具体学术成果，试以著名哲学家贺麟（1902―1992）为个案，结合他的著述，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艰苦历程的认识。
抗战期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贺麟是这样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抗战时代和知识分子的心态的：“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但是抵御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和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抗战期间，尤其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理想的乐观的思想，不幸容易为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悲观失望的现实情况（这些不良情况也可说是抗战期间潜伏着的病菌的暴发）所排除。然而我们应该尽量从各方面，特别从思想文化方面，去保持抗战胜利成果。”显然，作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时代，整个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状态和思想文化成果是非常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刻分析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抗战时期新文化的展望，贺麟谈到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看待儒家思想发展的问题。他说，“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显而易见，贺麟在这里郑重提出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即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的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揭示出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贺麟看来，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弘扬是学术救国、学术建国之根本，首先有赖于个体的觉醒，是由个体所体现的。“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我们最终“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贺麟还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新开展所须取的途径”，今天读来，仍感颇受启迪。他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我们要能看出儒家思想与科学的息息相关处，但又要能看到两者的分界处”。“我们不必采取时髦的办法去科学化儒家思想。欲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似须另辟途径”。这就是：“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应该说，贺麟谈到的具体途径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进行探索，“会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
针对于抗战的现状，贺麟更期望在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为此，他坚定地强调：“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我们在政治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独立的一等国的企图，才算是有坚实永久的基础。”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因此，“要以战斗的精神求学，要以求学的兴会作战”。基于这样的深刻感悟，贺麟在抗战时代发表了40多篇“有自己性格的烙印”的论文，实践着学术建国的主张。这些论文在战后（1946年）结集出版，定名为《文化与人生》，他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告诉读者：他的书“有我”，亦“有渊源”。“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虽然“你也许看不见科学、民主、工业化等口号之重见迭出，然而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弥漫浸透于人人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的基础，本书或有指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提出深一层的看法的地方”。他还告诫读者：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也“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要格外警惕“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要明白“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