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提到的术语。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认同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本文主要是考察后一种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或文化的归属感。然而，实际上，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自我认同往往是把自己认作属于那个群体或持有那种文化价值观的人，而文化认同则通过不同人的认同行为的选择显现出来。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但其过程却是在发现差异时开始的。人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只有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在古代，中国人曾经认为自己是唯一称得上“文明”的国度，周边只是接受中华文化恩惠的蛮夷和藩属。鸦片战争才开始动摇了中国人华夷分野和自视世界中心的信念；而日本人的不断入侵，更促使中国人民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但其过程却起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流变性。譬如，古代更加依赖自然的人们，似乎不像现代人那样对自己的特性感到焦虑，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自然环境、家族延续和神圣命运的环节。实际上，认同问题的凸显与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关，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被削弱，人们的家庭血缘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稀释。现代性需要未来的扩张，使自我感觉到有一种流动性的成长，因此与静止态的生存相比，流动的生存更加突出了人们的认同意识，即不断反思地问：我究竟是谁？我是什么？文化认同成为问题的程度，可以说是与世界秩序的变化或“失序”的程度成正比的。流动的现代性迫使人们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安全本体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认同都是旧有世界秩序衰落的产物，人们脚下不稳的时候才寻找新的坚实的土地。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持续性，但其过程却往往缘起于历史的断裂或社会的断层。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缓慢，风俗、习惯、道德规则和价值观继承性强；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固的社会系统转变成为流动性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减弱。同质化的社会更多地是无意识地被动接受既有文化，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在现代社会，传统的路标经常被眼花缭乱的新标签所取代，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选择，小到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到什么餐馆吃饭，大到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人。现代社会迫使人们去寻找自我，也寻找自己在其中感到如鱼得水的文化环境，选择甚至创造自己所喜爱的文化形式。

一句话，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上的焦虑和自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思考：我们应该选择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否与我们自身的生成相得益彰？现代化进程和理性主义所产生的理想化的生活形态和生存方式使认同成为人们自觉的需要。根据语义学的观点，现代性意味着象征与它所指的东西的分离。符码、范式、语义学这些文化观念正是现代认同的产物。我们不能再被动、消极地依赖自然、传统和家族，我们必须在符号和意义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但由于它缘起于文化的差异、流变和断裂，因而其进程、形态和内容都是复杂而多重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建立在分化、差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选择过程，因此这种认同并不是对单纯的或只有单一色调的形象的叙述，而是对复杂的或各种颜色相互浸染的图景的叙述。对于人类而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认同，毫无例外地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单一的认同叙述形式只是神话，以便使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透过这种神话叙述的外观，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复杂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生成的过程。不同的认同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自我认同形成不同样的人，不同的文化认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赋予不同的文化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