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再度出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他深感教育科技的危机，主动请命主管教育科技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推掉了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摘掉了“臭老九”的政治帽子，恢复了择优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待遇。邓小平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理论和实践，为全国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也为整个改革开放的起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此后，邓小平又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使庞大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优势，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不同角度，全面论述了教育的战略地位。但其思想的原点，在教育拨乱反正中就确定下来了。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把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战略提了出来。现在，社会的教育知识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实施这一发展战略既有许多有利的因素，但也有障碍。一方面，公办、民办的各类教育系统蓬勃发展，学校越办越大，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才遍及社会各个行业。另一方面，教育行政化的体制环境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还不尽合理，弄虚作假的学风问题还很严重，还有乱收费、就业难等等问题。回顾邓小平主管教育时是如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习他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领导艺术，对解决今天的问题，还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落实，不是靠宣传口号而是需要求真务实的具体工作。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是邓小平接手教育科技工作时提出来的。但邓小平不只是提出一个正确的口号，他再三强调，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要落在实处。他严厉批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和“说空话、说假话的恶习”。邓小平不但在推翻 “两个估计”，恢复高考制度这些大政策上十分坚定果断，而且具体政策的落实上抓得非常细，知识分子两地分居，科研时间，放假制度，教师待遇，学术论文的出版等等，无一不在他的关注之中。邓小平这种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与那种不断提出新口号，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的官僚主义习气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他能够调动起科技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左”祸重灾区的教育战线率先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落实，不是靠单纯的行政行为，而是需要尊重教育管理规律的知识管理。邓小平是以政治家身份管教育，有着安邦治国的丰富经验。但他还是首先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诚恳地说自己是外行，“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这正是尊重科学和教育规律的管理方式。他明确指出，党委的工作，不能在业务上包办代替，而是要为业务工作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还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这种自认“外行”，甘当后勤部长，“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的领导作风，正是真正通晓知识规律的管理大师的风范。时下，教育行政化的体制环境还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在教育领导岗位上已都是知识分子当政，但未必都能通晓知识管理的规律，以行政权力干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惯性力量还很强大。甚至还有极少数以权谋名的学术官僚。当前，我们要改革教育行政化的体制，建设一支能够服务于教育、学术的管理队伍，邓小平管教育的领导方式，具有重要的垂范意义。

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落实在出人才、出成果上，必须维护好“公正、平等、择优”的教育原则。“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奉行“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推行“工农兵上大学”的平均主义，不仅造成了教育质量全面滑坡，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这是对教育目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明。在邓小平主持下，恢复了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有志向学习的社会各界青年，重新享有了公正、平等的教育权利，看到了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高考并不能使每个人都能得到高等教育，但是它体现了“公正、平等、择优”教育原则，意味着唯才是举、公平竞争的社会价值重新得到了认可，其意义远远大于高考本身，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大盛。教育，历来被认为是弥合贫富差距的平衡器。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公平教育，保障教育起点的公平，维护择优竞争的公正性。在公平基础上的择优，这也正是邓小平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现实启迪意义。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落实，必须建设一个好的学风，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邓小平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特别强调学风问题。他从科学工作的本质要求上对学风的正本清源，着重强调了两条，实事求是和学术民主。邓小平指出，科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在学术上搞虚假和抄袭，是“害人又害己”。现在学界正在强调建立学术规范，进行学术打“假”，邓小平当年的批评，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关于发扬学术民主这一条，邓小平正确坚持了“双百方针”，大力倡导学术的宽容精神。认为即使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他特别要求在政治敏感度很强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大力提倡宽容精神。他说，“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社会科学领域，思想理论上的宽容，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前提条件。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打破了僵化的“左”的思维定势，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了理论骨干的作用，成为拨乱反正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社会的各种思想言论都有了更大的展示平台，这既为学术自由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贯彻“双百方针”新的挑战。这就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邓小平提倡的民主和宽容精神，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讨和研究现实社会的新问题，使全民族的创造精神充分调动起来。

尽管邓小平主管教育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成效十分显著。不仅在当时对开拓历史新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我们当前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留下了一笔弥足可贵的政治遗产。“温故而知新”。在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图大业中，在解决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时，回到改革的起点上，从邓小平领导教育、科技界拨乱反正的成功经验中汲取历史的智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