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940年回国考察延安，一踏上延安的土地就立即感到民主气息如春风拂面，并深深为共产党人所开辟的一代民主新风所打动，预言“假如更多的人象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此，他把拯救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了延安，也同样为延安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所感奋，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并非常赞同毛泽东关于用人民民主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求民主新路而探索奋斗着，并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共产党人更以赤诚的态度和卓越的能力，把延安和敌后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了全国的民主之区和法治之区，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中的先进性地位。

仅以民主选举为例，按西方政治学的见解，延安和敌后革命根据地根本就不具备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因为选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半文盲，选票都无法填写，经济文化条件也极其落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搞选举更是难以想象，但中国共产党人却在这样的条件下创造了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晋冀鲁豫、晋冀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进行了相当普遍的民主选举，并由此产生了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参议会。对于选举，中共各级党政部门均非常重视，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选举法规，而且对选举原则、选举程序和选举保障作了详尽而又操作性强的规定。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改选之前，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选举自由不得妨害”，“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比例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亦相当成功，参选比例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在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的选举中，北岳区和冀中区的参选比例都达到了85%以上，个别县如平山、阜平等甚至达到了98%以上，游击区也达到了70%以上。这样高的参选率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非常少见的。

这样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民主选举，边区及各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大大促进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有效实现了党在延安及广大根据地的领导，扩大了党在全国各阶层人士中的政治影响力，并逐步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信赖，逐步确立了党的先进性地位，为自己将来的执政打下了坚实的执政基础，储备了雄厚的执政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无数的爱国青年断然抛开自己优裕的生活环境，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重庆而奔向了延安；为什么1948年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以后，会有那么多学术大家、华侨领袖、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来到北京与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会打仗，会搞土改，会打土豪分田地，当然更不是因为共产党会让他们升官发财，而是中国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对民主的真诚追求深深吸引了他们。

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曾经跟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他最终之所以下决心起义，不仅仅是因为怕北京这个文化古城被战火摧毁而成为千古罪人，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搞民主政治让他心服口服。他同时也跟毛泽东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50年后共产党搞民主政治搞得还象今天这么好，他就真的折服了。

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如何继续建设并不断实现党的先进性，特别是如何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实现其先进性，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我们党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把民主政治搞得好，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程度就会高，相反，什么时候我们党在民主政治发展中遭遇挫折和不幸，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度就低。

1956年毛泽东说过一句特别亲切特别朴实的话：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还说，他只喜欢进步的中国！这句话说得多好啊！国家不强不大是不行的，这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教会我们这个讲究温良恭俭让的善良民族的，但只有强大也是不行的，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不再受洋人们的欺辱，更是为了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值得热爱，才真正可亲可爱。也只有当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让人民觉着可亲可敬可爱的时候，她才会真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起来。这样一种强大才真正是促进国家越来越可亲的强大，也只有这样的强大才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