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基础性科学研究投入量不断增加，力图保持全面领先地位。虽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科技投入政策发生了由公共支持向市场激励方向的转变，国家对科研的公共支持力度在降低，但是在基础研发投入的累积量上公共支持则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联邦科研经费虽然下降了9%，但是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反而提高了42%。小布什政府对基础性研究投入增加的力度超过了克林顿政府。基础性研究投入的重点有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新能源计划、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航天技术等。

改变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思维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建立以政府与工业界间的“新的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构筑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实行由官方牵头，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协同作战的方案，共同确定研究和开发重点，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减少研究和开发中的盲目性，避免重复浪费。采取建立“国家技术银行”、制造发展中心等措施来加强政府与工业界的伙伴关系和对工业技术的支持。强调建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科技伙伴关系，成立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等全国性协调机构以加速科技产业化。

高科技人才引进培养发生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知识总量的增加，高技术人才的供不应求，全球范围内人才危机现象的发生，美国坚持大量引进人才的技术引进战略，如在1999年，美国通过法案，将高科技人才名额从6.5万增加到11.5万。但是，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收紧了签证政策，申请到美国大学留学的海外学生数量锐减了1/4。从2001年到2003年，被美国政府拒签的高技术类签证数量增加了一倍。在科技领域新培养的博士人数今年来逐年下降，许多外国留学生毕业后不愿留在美国工作。

大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实现共赢局面。科技事业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是知识细化、综合化趋势的出现，科学研究规模的越来越庞杂，投入越来越多，单个国家往往难以承受巨额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同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各有特长，且面临许多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就成了各国共同的愿望和需求。美国政府积极顺应这一变化，大力推进国际科技合作，改变美国单方面输出技术的状况，积极进行国际合作，力争实现共赢局面。采取的措施有：在国际空间站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项目上，同日、德、法、英、中等国进行了合作；自从上世纪末期以来，美国把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调整为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如在 1994年10月，美国宣布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科技合作，支持中美科学和技术交流联合委员会、可持续发展论坛、清洁能源和环境计划等活动。

制定科技反恐战略，大力提高科技反恐能力。“9－11”事件之后，保护美国本土安全，打赢反恐战争成了美国的首要任务。联邦研发工作的重心随之倾斜，研发预算中科技反恐占据重要地位。2002年以来，布什总统提出的每年的研发预算都突出了以打赢反恐战争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在美国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记录的情况下，反恐研发预算仍有较大幅度提高。从联邦科研经费政策导向来看，国防和本土安全领域已经成为科研投入的重点。布什政府特别重视军事科技，将与军事国防相关的科研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小布什政府国防与非国防研发投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为55.9∶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