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伦理道德便与政治紧密相联，综观中西文明史的进程，政治生活的构建对于伦理道德的依赖是一个普遍的文化景观。西方伦理政治观的传统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伦理色彩十分浓厚，其政治观其实是伦理化的政治观。古希腊的不少思想家所设想的完美的政治模型就是贤人统治下体现了美德、正义与至善的道德理想国。他们把实现“至善”作为理想的政治状态，主张城邦政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将美德和善作为人们公共生活追求的目标。同经验主义的政治观不同，伦理政治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而非人们利益关系的平衡和法治的作用。

城邦——道德理想国之现实基础。古希腊是一百多个城邦国家的统称，在希腊文中，城邦、公民和公民权同源于polis一词，城邦是公民的活动空间，如何过好城邦生活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主题，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也是以城邦作为现实基础的。苏格拉底非常关注对“高尚”、“正义”、“美德”、“幸福” 等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但他同时认为道德的实现应该以城邦政治为基础，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本。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展示给人们一个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道德共同体，他称之为彼岸所看到的原型。这其实就是一个理想中的城邦，它是对现实城邦中各类正义因素的集中提炼与升华，是城邦本质或内在精神的体现和阐发，是以现实的城邦为原型和基础的。

正义——道德理想国之准则。“正义”意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在古希腊，它是评价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根本尺度，也是道德理想国的核心政治准则。从《理想国》的副标题：“国家或正义论”可以看出，柏拉图正是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城邦走上正轨，并以此为构筑道德理想国的准则。正如萨拜因所言：《理想国》中的国家理论最终归于公道的概念。道德理想国中的正义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体现了内在性原则和政治性原则的统一：柏拉图认为，正义就个体而言，是使个人自我一致并达致完善的美德；就社会而言，则是使社会内在和谐完善的社会自觉，是“以城邦的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的正义。二是贯彻了严格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原则。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的美德主要包括智慧、勇敢、节制三个部分，其中哲学家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节制的美德属于全体公民，与之相对应，哲学家的职责是治理国家，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劳动者的职责是创造财富，当“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是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这种体现了正义的国家就是和谐有序的道德理想国。

贤人——道德理想国之统治者。在道德理想国的金字塔等级结构中，位于塔尖的是集结智慧、美德、知识和权力于一身的贤人，贤人是正义的维护者，美德的传播者和理想国的统治者，贤人执政思想是道德理想国的核心内容。在古希腊有关“贤人”理想人格的描述中，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最为典型。柏拉图生活的年代，雅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民主政治的危机呼吁圣贤的出现。柏拉图认为正义的秩序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去践行的，没有具备美德的人，正义的秩序和规则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要改良现实的政治，必须从改造人的本性入手，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一使命。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哲学王就是高超智慧、完美德行、真实知识与绝对权力的结合，担负着在现实城邦中传播至善理念，实现道德理想国的重任。柏拉图还对哲学王的教育与培养作了具体的设计，他的哲学王思想体现了其道德理想国的贵族政治主张。

至善——道德理想国之价值目标。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善的概念，苏格拉底把善主要放在个人领域，把善当作人生的最高境界。他说：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善而进行的，并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行善。他认为善出于知，而恶出于无知，倡导“知识即美德”，为柏拉图提出至善理念奠定了基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善不仅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且也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目的，据此他区分了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而“至善”指的是个人的善与城邦国家善的结合。所谓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体现了至善的城邦，至善是城邦的理念，是理想国的价值目标。这种至善是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的，他说“善的理念”分为三种“善性”：理性、意志和情欲，其中理性察具智慧，居上；意志体现勇敢，居中；情欲则应加以节制，居下。然后他又把理想国成员分为不同的三个等级：哲学王、武士和生产者，只有三者严格按照等级分工，各居其位，各安其职，才能实现城邦的善，才能趋向于至善的目标。

道德理想国的理论为西方伦理政治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批判现实政治的犀利武器，更为后世的西方理论家设计纯洁美好的理想社会提供了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