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那么进行投资的效率分析就是无法回避的。我国的教育投资存在以下问题：

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投资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5.1%，其中发达国家比例为5.3%，发展中国家比例为4.1%，最不发达国家比例为3.3%。1992年，美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支出达353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 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在2.5%左右徘徊，1992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应达到4%。但直到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0.6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28%。这一比例，比1991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低。过低的教育投资比例说明，我国的教育投资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增加公共教育经费将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欠发达国家的初等、中等教育能产生最高的利润。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职业技术人才，教育投资应当向初等、中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倾斜。但实际情况是，近些年国家的教育投资大部分流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限制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致使初、中、高三级教育中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在经济和教育不够发达的阶段，合理的三级教育投资分配结构应呈“金字塔”形，初等教育投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最低。就投资总量来说，2001年中国初等教育（小学）占27.49%，中等教育（包括中学、中专、技校、职中）占38.9%，高等教育（大学）占26.9%，而世界1980年部分国家平均水平为：初等教育37%，中等教育27.5%，高等教育19.4%。三级教育结构的失调已经严重影响到就业和经济发展。近几年，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普遍困难，研究生也出现了待业，“大才小用、高才低就”的现象突出；另一方面，中高级的技术工人却严重匮乏，出现了重金聘请高级蓝领的现象，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也非常稀少，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在中等教育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结构也不合理，普通教育比重过大，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3年全国有750.58万初中毕业生、75.95万高中毕业生没有经过职业技术培训就走向了社会，成为了无技能的劳动力。多数家长都憋足了劲让学生走“上高中、读大学”的独木桥，考不上大学就直接务农或打工，很少进行后续的职业技能培训。在职业高中和技校读书的多数是与应试教育互不适应的学生，很多职业高中和技校、农中为了经济效益也变成了普通高中。这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工人的缺乏，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农村教育投资和收益不对称，影响县级政府教育投资的积极性。教育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一旦出现不一致就必然影响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农村地区，学生的教育成本是由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和地方政府（初、中等教育）所承担，如果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而留在农村务农，那么教育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是一致的；如果学生考上了大学，多数会留在城市工作，形成城市的人力资本，那么教育投资的受益者主要是学生本人和城市，而承担了各项教育成本的农村和地方政府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并且，学生读大学期间的各种费用来自农村但却花在城市，农村大学生成了城市吸收农村资金的虹吸管。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农村的教育投资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绝大部分没有为农村的发展做贡献，而是主要服务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教育投资成本在农村，收益却在城市，从而出现了农村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父母为了子女的利益一般不会因为这种不对称性而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却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很多县级政府克扣教师工资用于上项目发展经济，或者故意不录用正式教师而是聘用代课老师以节省经费，此类现象就是这种不对称性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投资积极性的具体表现。

高等教育的粗放型扩张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近几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高等院校的数量和规模有了很大提高。1998年，全国招收研究生7.25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108.36万人。2003年，全国招收研究生26.89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382.17万人，比1998年分别增长270.9%和252.69%。但数量的扩张也导致了师资力量紧张、教学管理滞后、教育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40.72万人，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72.47万人，仅比1998年增长了77.97%。许多学校在不具备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和开设新的专业，许多的新设专业不是根据学校的师资和科研力量，而是追逐社会热门，什么专业容易招生就设什么专业，甚至是先招学生后找老师，教育质量根本无法保证。近年来，一些院校开设的计算机专业、MBA、MPA等热门专业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些软件设计专业毕业的四年本科生根本无法从事软件设计工作，因为他们在学校学习的软件设计语言在社会上早已淘汰。高校教育的粗放型盲目扩张既是对物质资本的浪费，更是对人力资本和学生教育机会的浪费。

教育成本过高限制了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近几年，中等、高等教育的扩张，一方面是依靠政府财政性投资的增长，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教育收费的提高。教育成了社会上利润率极高的一项投资产业，中、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也成了社会上的中高收入阶层，这对于筹集社会资金兴办教育事业、扩大教育供给是有利的。但对于作为学生或学生家长的教育投资者而言，教育收费的提高将直接影响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再加上就业形势的恶化，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抑制(尤其是在农村)，许多学生辍学与此有很大关系。我国现在读完一般大学的各种费用大概需要4—5万元左右，而我国农村2004年的人均纯收入只有2936元，父母双方不吃不喝也要将近十年才能攒足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教育收费过高的现状如果不能得到改善，不仅将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而且将使很多优秀的农村学生失去读大学和更好地服务社会的机会，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基于上述分析，为提高中国教育的投资效率，中国的教育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实行城乡转移支付，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投资的绝大部分收益被城市取得，从“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出发，中央和各级城市财政理所应当地进行转移支付，负担农村教育投资的主要部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免除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这体现了政府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关怀，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也符合“谁受益，谁负担”的效率原则。今后还应当进一步加大由城市向农村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这对于农村教育、农民增收和整个国民经济都是有利的。

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有差异的，不可能全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目前，经济对于具有较高职业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很大，但国家在包括农业和工业职业技术培训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国家应当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大财政投资和政策扶持力度，为经济发展培养大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业、工业、服务业职业技术人才。农业技术劳动力的培养是一个在实践中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缺乏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直接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今后应着力加强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此外，要通过媒体宣传，改变学生及家长不切实际的教育和就业期望，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从争上大学的独木桥转到更加务实的职业技术培训，从过去“读完初中，出外打工”转向“要打工、读职中”，这对于家庭和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一项措施。

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改善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是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完成了前几年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后，今后应把重点放在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生的创新能力上，同时要改革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使人才的培养与市场的需求相衔接。

扩大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范围和金额，保证优秀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人的自身素质和智商是有差异的，如果不能保证高素质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并在重要的岗位上服务社会，而是让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低素质的学生占据了社会的重要岗位，那是对人才的浪费，也是对社会效率的损失。国家应当拨出专款、高等院校应当从学生收费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学金和助学金，并且要规定高校接受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最低比例和最低金额，以此来保证成绩优异、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接受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