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在日本全面侵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重心在东部地区倍遭摧残后艰辛西移。北大、清华、南开等一大批著名高校和著名文化机构、设施、团体西迁，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周扬、夏衍、田汉、范文澜、翦伯赞、马寅初、吴晗、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胡风、邹韬奋、梅贻琦、丁伶、艾青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转移到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使得以延安和重庆、桂林为代表，包括昆明、成都、贵阳、西安、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等西部广大地区，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出现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独特文化格局，抗战文化蓬勃发展。

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如新闻出版业在西部地区勃然兴盛。至日本投降为止，整个抗战时期在四川（含重庆市）出版的各类报纸近200种，刊物约1600种，仅重庆即达900种以上。桂林有大小书店、出版社180余家（一说200余家），出版各种图书数千种，杂志近200种。这些报刊书籍多为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进步文化载体。对此，连国民党要人也分外感叹，他们说：常言道，天子脚下多顺民。这陪都重庆确乎反常得很，控制舆论的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大公报》，而偏偏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偏僻闭塞的陕甘宁边区也创办了报纸20余种，杂志60余种。当时的《解放日报》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舆论核心和办报使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鲜艳旗帜。

那时的西部大地：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抗战戏剧空前繁荣活跃，抗战音乐“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抗战美术姹紫嫣红，抗战文学新作迭出，筚路篮缕的抗战电影也有长足发展；社科理论战线传播真理、针砭时弊、论著丰硕、成果斐然。如《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屈原》、《逼上梁山》、《原野》、《日出》、《白毛女》、《四世同堂》、《寒夜》、《霜叶红似二月花》、《白杨礼赞》、《甲申三百年祭》等一批名震中外、历久不衰的歌曲、戏剧、小说、散文、史著等，一大批散发着中国泥土香味的著名文化作品，都是在抗战时期的西部文化沃土上诞生的。

在自然科学方面。一些重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西迁，它们在西部的杰出科研成果，许多直接为抗战服务。如各种类型、口径火炮的制造，多种类型飞机的研制；试验17455次终于成功的飞行竹制副油箱的广泛使用，第一架军用望远镜的成功制造；战时道路桥梁科研的广泛开展及成果的应用；用木炭、煤油、桐油等作代用燃料的研制和使用等等，都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有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的《激流论》、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苏步青的《射线曲线概论》、卢鹤绂的《从铀分裂到原子弹》、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理论、王淦昌的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以及李四光在地质学、谈家桢在遗传学、竺可桢在气象学、茅以升对重庆长江嘉陵江大桥的设计等方面的成果，都为日后祖国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开拓尖端科技事业准备了重要条件。

此外，“西南联大”八年、重庆“雾季公演”、桂林“西南剧展”、孩子抗战剧团、青年奔赴延安、延安秧歌运动等等，这些带着浓厚抗战年代色彩的重大文化事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动人篇章，并将继续为炎黄子孙世代传颂。

文化重心的西移，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大批高等院校的西迁，形成了一些学府毗连、学子如云的学苑区，当时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即为名躁一时的大后方“文化四坝”。再如传播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创办公益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开启民智民风，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推动了西部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西部抗战文化对争取抗战胜利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对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而其文化建设和斗争也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抗战爆发后南迁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后，席不暇暖，仅两个多月，又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六次搬迁；浙江大学四次搬迁并在山高水险的搬迁途中举行期终考试！为高校西迁病倒者牺牲者并不鲜见。迁到西部后，有的学生住着雨天要打伞睡觉的宿舍，无座位自修常去街上茶馆学习；有的教授住农民牛厩的楼上；因战时通货膨胀，许多知名教授“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救济”，连起码的温饱也难维持。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因生活拮据而卖米糕、摆地摊；苏步青住寺庙、种蔬菜、穿补丁衣，小孩因病不治夭折；竺可桢在西迁路上丧妻失子；田汉一家八口仅靠稿费维持生活，吃饭时只有一片辣子、一碗酸汤；王淦昌验证中微子存在的测试工作，竟是在遵义的一座破庙中完成的；闻一多与华罗庚两家十余人“挂布分屋”挤住一舍；张奚若因无钱交房租受房东责骂；茅盾在桂林借住一间小厨房作卧室兼写作室，写下了《劫后拾遗》、《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名著；朱自清得痢疾带病改作业，改一夜拉一夜竟至二、三十次，第二天照常上课；同济大学迁昆明时分散在祠堂、庙宇等27处办公、上课和住宿、吃饭；武汉大学迁乐山也分散为九处，该校学生死于地方病者达60人；夏衍一边躲日机轰炸一边写社论；音乐家张曙撤到桂林仅一星期即倒在日机轰炸下，罹难前深夜写下的《负伤战士歌》成为绝唱！地质学家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黔西南进行地质调查时遇匪殉职。广大剧人亦是“忍着饥，耐着寒，倍历创伤；流过汗，流过血，还有死亡！”演出时炮弹常从头上呼啸而过。有的报社在日机轰炸断电时用手摇印刷机，排字工将蜡烛粘在手上托着照明排字。陕甘宁边区因日寇掠夺和国民党的封锁以及自然灾害，“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广大文化人仍在这种“困难真是大极了”的环境下奋斗不懈、工作不止。西部抗战文化的壮举和伟业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和条件下创造的！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当年这首《西南联大校歌》，始叹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渡”西移之艰辛，继颂师生不屈奋斗之壮志，终寄对抗战必胜之期望，通篇道出了西南联大当年能取得瞩目成就的原因。而这种强烈的驱除仇寇、复兴中华的爱国情结，也可说正是整个西部抗战文化蓬勃繁荣的深刻历史根源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