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毫无疑问，应该在当时就提出来。可是，按照实践标准的原理，更应该在事后的长期实践中做出分析。事后若干年的分析可能是对当时看法的肯定，也可能是对当时看法的否定，还可能是超越当时的看法。北京世妇会的历史作用可能属于第三类，那就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显出世妇会的光辉。北京世妇会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当时的预想，飞到了北京世妇会以外的广阔天地。

根据在哪里？

大家都会记得，北京世妇会上来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办了许多非政府论坛。如此集中的“非政府”，这在中国是没有过的。国外社会组织在会上活动的方式，使中国人长了见识，开了眼界，有些地方使中国人大吃一惊。在这之前，虽也有人把“NGO”介绍到中国，但是大多停留在书本上。从北京世妇会以后，“NGO”三个连在一起的字母在中国传开了。人们在思考“NGO”的功能，“NGO”与政府的关系，“NGO”发展的趋势。十年来，虽说还有人患有非政府组织“恐惧症”，但是，开明的人多起来了。尤其是一些政府领导人，开始树立起“非政府”意识。十年来，评介非政府组织的文献在增多，研究非政府组织的课题如雨后春笋。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居然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在每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多寡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社会组织化、组织社会化的标志的今天，在每人参加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标志的今天，在外国的有识之士认为“社团革命”比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意义“更加伟大”的今天，来看非政府组织理念的引进，更能体会北京世妇会的深远历史意义。

大家还会记得，在北京世妇会上，中国提出了“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这在中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本国策”、“决策主流”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公民社会中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在世界上已经使用了近百年，可是在中国很少见到。在中国，一说政策就是经济政策、政治政策，虽也有不少社会政策出台，但是不大提“社会政策”。殊不知，社会政策是社会管理的依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命。社会政策化、政策社会化是势不可挡的大趋势。在世妇会以后，中国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蓬勃兴起，这固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世妇会，可是世妇会唤起了人们对社会政策的思考。

社会组织、社会政策是公民社会的两大要素。社会组织的崛起，社会政策的普及，是中国人公民意识提高的表现。公民意识要靠公民权来保障，公民有了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又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增强公民意识。和谐社会应当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世妇会加快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