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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系统看医改 静云  
 

1986年,美国空军上校约翰·沃顿提出了著名的“五环”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把敌人看成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结构系统,各个部分因在系统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功能,在对各部分加以区分的基础上选择打击目标。 “五环”由内至外的打击顺序是:第一环为领导层环,也是最核心的一环,包括军政领导层、指挥控制中心、防空预警系统等。第二环为系统关键要素环,是指支撑战争的关键经济目标,包括国家主干企业、军工、石油、电力、化工等具有战争潜力价值的目标。第三环为基础设施环,包括道路、桥梁、机场等具有机动、战争物资输送价值的目标。第四环为民众环,即通过打击或收买来影响民众的精神心理状态。第五环为军队环。与传统军事理论明显不同的是,沃顿不再把军队看作最重要的打击对象,而是将之置于最次要的一环。

这一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把系统论引入了军事理论。美国军方高层已经完全认同了约翰·沃顿有关“敌人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并运用于实战中,从而给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不消灭敌人的军队就赢得战争胜利的科索沃战争,以及通过“斩首”、“震慑”行动摧毁敌人抵抗意志的伊拉克战争,充分证明了这点。

从这个理论来看中国的医改,就不再是“一叶障目,不见南山”了。

医疗保障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福利的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它是在政府总体发展策略下,由多个政府部门联合筹划,最后由劳动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进行组织执行的一个系统。医疗保障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公共卫生服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非基本医疗服务是以个人和家庭责任为主,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推进社会成员互保。而医院,正是这整个福利系统中基本医疗服务具体实施的一环。

最近,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来自某研究机构披露的结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如同一枚炸弹在老百姓中炸开了花。于是,大家纷纷痛诉“看病贵”、“看病难”、“小病拖,大病等死”,舆论几乎统统把矛头指向医院。医院,无疑成为了矛盾的焦点。“红包”、“回扣”一时间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连最具权威的某新闻媒体访谈节目最近也对医院存在的问题连续多次进行曝光。在福建,一名主任医师被一个久治不愈的患者连捅数刀而死亡,令已经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媒体却或多或少地对凶手表示同情。在四川某地级市,卫生局紧急招集当地各医院院长开会,就社会所关注的和医院现在存在的问题对院长进行质问。

真的是医院的市场化导致了这个结果吗?如果说这是肯定的,那么我国更多没有条件进行市场化的基层医院就应该能够满足当地老百姓的医疗需求了吧,恰恰相反,2/3位于农村的基层医院几乎都陷入不同程度的瘫痪状态。事实上,在国家仅有少量资金补给的前提下,医院适当引入市场机制,盘活了医院,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大大满足了庞大人群数量的看病问题。同时不可否认,医院市场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结果,过度设备化、药品化,导致医疗费用急剧增加。

正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所说,“卫生领域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卫生领域的,而是中国二十年改革积累起来的问题在卫生领域的集中表现。”她认为,医改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医疗保障是大统筹,在政府的支持下,包括公共卫生、环境、营养、医学等一系列的内容和环节,而医院是最后一道“坎”。真正提高一个民族的平均寿命、降低死亡率的是前三个因素,而不是医学。因为疾病的产生与环境、生活方式、保健、遗传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回顾历史,我国在80年代以前,国家实行的是“大卫生”策略,“预防为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爱国卫生运动,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城镇人民的卫生需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医改必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健康和医疗卫生已成为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焦点。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科学、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仍由国家掌控。当年克林顿就是以更多地推进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而赢得民心最终入主白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同时,医疗保障却没有相应跟上。结论已经有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视敕峙涔叫缘钠拦琅判蛑校泄痪拥?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位。今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抽样的科学性待定),这项共有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参与的调查显示,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这项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来自城市人口,还不包括农村。

有关研究机构给未来中国医疗保障体制作了一个框架性设计,认为要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为此,他们主张国家抓小病放大病;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医药分开;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等。

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3亿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发展很不平衡,体制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差距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资源和信息不对称的矛盾,以及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制约着我国的发展质量和后劲。在很多因素都不公平的前提下,医疗分配的公平性能否独立存在;在各种成本趋高的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国家是否有能力承担医疗保障的“广覆盖”;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适合当时国情的“全民一体化”医疗保障是否还能行得通等等都是问题。

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以改善人们医疗、教育等为目的。如果国家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是把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的水平作为重要指标,而不是单纯的看GDP,看人均收入,看城市面貌,那么经济发展便进入良性循环。沿海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有着良好的城市环境、仅仅只提供就业机会而没有福利医疗保障的地方是难以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健康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过去40年里,世界经济增长大约8—10%可以归功于健康人群。

我们理清了政府、社会保障与医院的关系,经济发展、生命质量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关系,便不难发现,医院正如前面引用的“五环”理论中的第五环。要改善基本的医疗保障需要从第一环节开始,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最后由第五环节去实施。另一方面,要解决医院现有的弊病也只能来自于第一环的政治决策。医疗保障的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与执政能力的象征,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如果说医院完全承载了国家赋予的医疗保障职责,而且国家给予了相应支持,医院就应该是医疗消费之地,而不是生产赚钱之地;医生就应该是政府投入健康事业的使者。那么,医患关系将只是单纯的医疗服务质量的问题, “红包”、“回扣”便是具有社会性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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