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许多工厂急需用人却招不到人。今非昔比，这与前些年的民工潮，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久前我去福建邵武调研，让人诧异的是，连这个地处闽北山区的小县城，也遭遇到民工短缺的困难。当地一家企业主说，他的产品有销路，也有扩大生产的设备，可惜万事俱备，缺了“民工”。
难道是农村没有剩余劳力了？肯定不是。中国是一个劳力丰富的国家，而且80%的人口在农村。只要到农村走走就会发现，想进城打工的农民，其实大有人在。我参观过邵武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中心，在那里，前去登记求职的人，每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既然有那么多人等着找饭碗，可工厂为何又招不进人呢？站在经济学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供求悖论”。
对这种现象，学界有几种解释：一是农民有恋土情结，不肯离家舍土；二是农民小富即安，守着一亩三分地，富不了，饿不着，不愿到城里去吃苦；三是农民洗脚上田，受的教育少，缺乏技术专长，难适应城市工业的需要；四是农民没城市户口，孩子上学、房租水电等花销大，无力承受；五是国家对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种地收益提高，农民进城打工动力不足。
以上解释，头头是道，但仔细推敲，却缺乏说服力。比如，说农民有恋土情结，不愿离乡背井。可不能解释的是，上世纪末为何会有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未必从前农民不恋土，反而今天恋土？此说显然不可信。说农民小富即安，那也不是普遍现象。少数人如此，多数人并非如此。不信你去问问农民，看有多少人不想大富？农民不进城，真实的原因是打工也同样富不了。当下农民工每月工资600元，扣掉房租、水电、生活费，所剩无几，让他们如何能大富？
是的，随着城市工业升级，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若不经培训，农民工确实难与现代工业对接。但笔者要说的是，既然工业需要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力，那么想进城务工的农民，何不去参加培训？在邵武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就这个问题问过几位民工。其回应是：他们想培训，可那笔不菲的培训费没人拿。现在打工收入低，如果自己掏腰包，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咋办？这种得不偿失冒风险的事，农民不肯做，而且，他们手里也压根儿没有冒风险的资金。
再有就是城市户口。户口不仅是一种身份，而且背后是“利益”。没有城市户口，农民进城就矮人一头。仅子女的寄读费，便是不小的数目。城市不给“国民待遇”，民工怎能安居乐业？加上现在农村种地免税，生产粮食还有补贴，这无疑加大了进城的机会成本。农民读书不多，但赚多赚少的事，却算得精明。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推断农业劳动力会向工业转移，那是因为工业部门的收入高于农业。如若农业的收入并不低于工业，劳动力的流向，就是另一回事。近两年，大量农民工返乡，正是由于农业比较收益提高所致。
于是，有一种观点，说国家免征农业税，对工业不利，加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延缓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我的看法是，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对的；但工业化与城镇化，不能总让农民垫底，总牺牲农民利益。再说，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工业，长远看，对工业部门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至少不利于工业内部挖潜改造。近来，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名义是汇率之争，实则是我们出口品价格便宜。提高出口品价格，既可以调汇率，也可以加工资。肥水不流外人田，较之调汇率，加工资显然更实惠。
经济学讲，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短缺，最合理的解释，是工资水平太低。只要把工资涨上去，劳动力供应就会大增。我曾与一位四川到绍武打工的民工交谈过。他告诉我，他在一家钢厂工作，由于工资较高，扣除吃住与零用开销，每年净收入有上万元。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每年都要自己花钱去培训。他说，只要工资高，花钱学本事值得。最近，赶上厂里大修，企业不发工资。可即便如此，他和工友都不肯离开另谋出路。我问何故，他答我，是那家钢厂的工资高，别的企业没有这样好的待遇。
可谓一语道破。现在许多企业招工难，归根到底，是他们的工资没有吸引力。可是，这样浅显的道理，雇主怎会不明白呢？起初我曾想，是不是加了工资，企业就会亏损？走访了几家工厂，答案是否定的。雇主不肯加工资，理由五花八门，但归总起来就两条：一是认为当初投资办厂，是政府招商引资来的，现在钱也投了，厂也办了，招不到工人，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二是认为民工收入低，是因为城里各种收费高。比如子女寄读费，政府若能减免，民工负担轻了，也许就不会要求加工资。总之，在雇主看来，现在招工难，是公共服务不到位，政府难辞其咎。
雇主的看法，不是全无道理。企业招不到工，设备闲置，对企业是损失；对政府，同样也是损失。政府招商引资，为的是培植税源，增加收入。倘企业因缺劳力而开工不足，政府增收，最终也会落空。故对改善劳动力供应，政府是该有所作为的。但要指出的是，政府毕竟不是企业，它不可能越俎代庖，去做企业该做的事情。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对的，但把招工的责任推给政府，于情于理都不通。就好比你遇到困难，你可以请求别人帮助，但有人帮助，并不等于你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推测，企业至今对加薪举棋不定，其中必定另有隐情。雇主不肯轻易加工资，他们担心的，是怕加薪引起连锁反应。比如，给农民工加工资后，城里的员工也会要求加。这样，工资全面上涨，会导致成本陡升吞噬大量的利润。是的，世上没有哪个投资者是不想多赚钱的，但要多赚钱，就得控制成本。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企业为何要把“球”踢给政府了。可麻烦在于，政府不是点石成金的神仙，纵然乐善好施，愿为企业慷慨解囊，但也得有这个财力才行。没有钱，政府也只能画饼充饥。
正确的做法，是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双管齐下。一方面，政府要尽到政府的责任，对民工的不合理收费，应立即停止；民工培训，也应出些资金；有条件的，还可为民工办“保险”。但另一方面，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也应尽到企业的本分。确实应该加薪的，企业就得加，绝不可心存侥幸，贻误时机。要扭转当前招工难的局面，仅有政府出手是不够的。企业若按兵不动，政府能耐再大，恐怕也无力回天。要看到的是，城市生活费用节节攀升，不适当加工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来还会雪上加霜。若果如此，政府税收事小，企业缺工事大。何去何从？雇主不妨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