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反对节约，连富翁也不例外，除非浪费是为了满足炫耀的虚荣心。通俗地说，经济学是研究节约的一门学问，因此，节能赢得经济学家的一致力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如何节能的问题上，经济学家的看法却相当对立。争论激烈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是否应该重工业化，这个问题从去年底到现在一直炙手可热。

目前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把节能同限制重工业发展联系起来。其依据是，目前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近四分之三来自重工业，而重工业是高资源、高能源消耗的，随着近几年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的强度也随之加大。当前，信息化时代方兴未艾，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这种由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大可不必重复西方国家的这条老路。这样，节能的矛头很自然地指向了重工业部门——只要限制重工业的发展同时大力扩张服务业，巨大的能耗就会自动地降下来。

撇开这种观点的合理成分不谈，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

首先，节能并不是目的，不能为了节能而节能。否则，我们情愿回到衣不避体、食不裹腹的蛮荒时代，那时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这里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了一个更洁净的地球，我们真的愿意放弃宽阔的房子、凉爽的空调和便捷的汽车吗？对此，经济增长的怀疑论者或许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考虑到生产消费的增加所带来的痛苦影响，经济增长是得不偿失的。

可是，在表达浪漫伤感的同时，这一肯定回答也完全否定了人类生产发展的全部历史，并且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未来的一片迷茫之中。幸运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努力还是值得的。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许多国家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民却生活拮据的时候，就会更加坚信这一点。

其次，人类耗费资源、污染环境从事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消费，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问题不是要不要重工业化，而是我们是否愿意放弃某些消费。只要我们渴求房子、空调和汽车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我们就不应刻意地限制提供这些物品的重工业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因为重工业所带来的能耗和污染而因噎废食，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在增加消费所带来的收益和由此造成的成本之间做出理性的权衡，而不仅仅是追求节约这一个维度。

与此相连的一个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变迁的动力源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呢，还是可以人为加以调整的？因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因而，消费结构的变迁将引导生产结构的变迁，而不是相反。进一步地，随着人类需求的层次不断提升，一、二、三产业依次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如果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就很难依据发达国家当前的产业结构得出我国应该大幅提高服务业比重的结论，因为我们较低的需求层次决定了工业主导的生产结构。

再次，节能和发展重工业也没有必然的矛盾。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会导致或多或少的能耗，所以节能只能是个相对概念。降低重工业比重固然可以实现节能，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正是因为重工业消耗了大量的能源，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在重工业领域实现大规模的节能。

一些关键指标显示，我国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我国每万元GDP的能耗从1980年的4.28吨标准煤下降到了2000年的1.45吨标煤。20年时间单位产值能耗下降64%；而同期全世界单位产值能耗平均下降了19%，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下降20%。随着循环经济模式的创新和推广，我们有理由期待重工业成为节能的前沿阵地。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能耗问题的日益严重性，那么为什么浪费行为仍然相当普遍呢？我们知道，生产活动其实可以抽象成一个投入产出关系，而各种投入之间的比例是可以变化的，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当灵活的替代关系。比如，同样是生产粮食，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而不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要素之间的替代之所以会发生，原因是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显然，如果石油的价格上升，我们就会更多地使用煤炭或核能等其他能源来替代对石油的使用。因此，现实中大量浪费资源现象的存在，表明我们的资源定价并没有反映其真实的成本，比如，给环境造成污染所带来的费用，过渡开发对子孙后代带来的影响，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特许权税（目前企业并不需要支付）。这些方面的改善有赖于资源产权的清楚界定。

总之，重工业化或许是不可逾越的，但我们可以逾越的是浪费的生产技术以及落后的产权制度。我相信，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乐观的可能性，即通过发展节约型的重工业，我们这个经济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房子、空调和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