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前提条件不是道德，但是，行政却必须有一个道德的底线。行政者必须守住这个底线才能金身不坏，勇往直前。

人们在谈论行政与道德时常常提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新上任的会计，接到他上司送来的一张账单，账单上的消费人是与本机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伙伴单位。根据规定，这种开销是不能报销的。但是，面对领导交办的事情，新来的会计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对不符合规定的账单给予报销；要么，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无论新会计如何选择，其结果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

故事提出的问题是：实现行政管理有意识的和合乎道德的目标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在一个不利或是扭曲的行政环境下，让人去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很难的事。在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中，按规则和服从命令本身就存在着矛盾。理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处理这种问题大量运用的是经验、习惯或潜规则。因此，公职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对行政规则的遵守，它还将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修炼。

斯蒂芬・K・贝利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公务员常常在暗自考虑的问题是那些按照程序做出的重大决策将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财产发生什么影响。但是，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心，又常常驱使他们萌生某种程度上的无私和高尚精神，人们的脚困难地陷在自私自利的泥潭中，而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却奇怪地注视和倾听着来自山巅的号召。这两种意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道德区别，前者是：我要这样做，因为它对我有利；而后者是：我要这样做，因为它是正确的。詹姆士・哈维・鲁滨逊也说：由于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而无论这些人具有什么样的头衔：国王、外交官、部长、大臣、法官等，他们仍然还是人。“至今人们还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过程：当上负有公共责任的部门长官，就能够摆脱自己对私人福利、对个人偏好、民族感情以至种种偏见等类的私心”。

道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现实生活中，对行政道德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有两个：一是社会环境，二是行政环境。人为了生存必须适应环境，环境也为人提供施展才能的条件。由于政府的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行政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会影响社会环境和社会的道德。比如，良好的行政环境会建立一种使人对公共利益的责任，而不只是向领导人的个人利益负责。而不良的行政环境所带来的则是裙带之风、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等等。很难想象，在一个不良的行政环境中，公共利益还是人们追求的行为准则。

同样，环境、社会风气对人的行为、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相为讪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它说明社会对某种行为的褒贬或崇抑对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所以，天下治乱，系乎风俗。历史上治天下者皆以整饬风俗为先务。

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物质生活上的丰富。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也很多，重利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使一些干部经常处于一种“大堤未溃，管涌不断”的状态，而崩溃是迟早的事。

人的行为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而社会的价值观、风气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为的选择产生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不仅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涉及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直接而强烈地影响着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因此，加强党性修养，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自洁、自律，慎思、慎行，率先垂范，在潜移默化之中建立改革开放时代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并逐步转化为社会的道德观念准则，从而有效地抑制腐败的产生，推进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