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南联大何以在艰苦条件下取得好成绩？
1、全体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校歌（满江红词牌）的下半阕就表明了这种精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全体师生坚信抗战必胜，愿为抗战贡献力量，也立志要为培育或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而不懈奋斗。在长沙期间学校号召参加国防工作和国防服务工作，并组织一个委员会管理。1943年底，全体应届毕业的男生（身体健康者）应征任翻译官，配合中印缅战场盟军的作战。1944年秋，日军入侵贵州，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又有部分学生响应号召参军。这三次从军运动，学校有据可查的学生就有834人，他们的姓名都镌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中，碑上写明为烈士者有5人。实际上西南联大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远不止此数，在长沙临大时期校方记录的就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也正是这种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学生们发奋攻读和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2、 学校领导有方
（1） 三校领导都是我国有名的教育家，他们的精诚合作是联大取得成就的保证。冯友兰教授在纪念碑的碑文中说得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2） 按照三校共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办学。北大、清华早就有教授会之设，依靠教授办学，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西南联大常有一门课程几个教授都可以教，教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40年曾有这样一件事，充分反映教授们维护学术自由的精神。事情是这样的：教育部三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教授们对此十分不满，以教务会议名义上一呈文，呈文是文言文，大意如下：这样详细规定，大学将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的一科。我们对此规定有几点不理解。“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大学，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接着说，“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后又说：“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不能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今教授所授之课程，亦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需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曾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这违反教部倡导导师制之意。“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指两位次长原为联大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也许全国大学程度不齐，要树一标准，“别有苦心，亦可共谅”则本校是否可作为前述训令之例外？这一呈文稍作修改后上报，教部曾回文，其内容等于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另外，西南联大的训导原则及目标也有特点，如训导处工作大纲中提出的“本校本训教合一精神，并注重学校事物之教育价值，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应力求密切合作。”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促进学生对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训导和死板的管理，正是在这种训导方针下，西南联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觉的自治精神，多种社团活动蓬勃发展，对于培养学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教育部规定每个学生要学“党义”课，西南联大则用一些报告会代替，自由参加，成绩单中则记载为“及格”。实际上国民党的党义，即三民主义，其内容早在中学就学过，确实没有必要在大学再学这门课。
（3） 教学与科研并重。校领导深知这是培养高水平学生不可或缺的，千方百计使科研工作保持不断。清华大学因有专门经费，设立了金属物理、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研究所，既开展基础研究，又开展应用研究，及时恢复研究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不仅开设大量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论文多半为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对青年教师和本科生科学水平的提高也有良好的影响。
（4） 既灵活又严格的教学管理。在西南联大转系相当普遍。因为入学时填写志愿有一定盲目性，当学生发现别的系科更适合自己时，只要转入系同意，都可以转系。杨振宁学完高二时报考大学，当时只学过化学，就报考化学系。备考时发现自己更喜欢物理，入学后就改学物理。当时的选课制度也为转系创造了条件。例如全校学生学的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无论文、法、理、工都是一样的。语言学家朱德熙一年级时是物理系学生。他后来对我说，这一年的数理课程对他后来研究语言学很有帮助。教学管理又是严格的，考试不及格必须重修，不能补考。“补考”只是为因病或因事请假并获批准的同学准备的。不及格学分数达到该学年所选学分数的1/2就必须退学。
3、 优秀的师资队伍
西南联大师资阵容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有一批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学术造诣很深，知识面很广，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在国外师从一流大师，在科学前沿从事研究。因而西南联大的课程教学的确是一流的。下面所引杨振宁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一点：“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吴大猷）写的“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工作就属于对称原理领域。
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底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如：陈寅恪、钱锺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等。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61人，其中西南联大教师有27人，数理组（包括数、理、化、地）28人中有11人，生物组25人中有6人，人文组28人中有10人。由此可见，无论文科理科，西南联大师资均属国内一流。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周培源教授家住昆明西山龙王庙，离联大20余里，他骑马来上课，下马后先牵马溜汗，再进教室上课，从不迟到一分钟。他讲力学课自编讲义，经常自刻蜡纸，每次亲自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时有他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的参考书有多种，作者为Roberts, Saha, Guggenheim, Planck等，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我们去图书馆借书时，如果某书已被借出，就换另一本参考书。这样，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吴大猷教授讲授近代物理时也是自成系统，没有一本固定的教材，不同部分参考不同的书，不少是名家所著，图书馆中都有，任凭借阅。吴大猷教授家住离校十里的岗头村一平房中。夫人患严重肺病，卧床不起。吴先生按时来校上课，在家坚持科研。他写成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同时进行理论物理研究，还在紧靠住房的房间内装成一台大型摄谱仪。这台大型摄谱仪原来有一个很重很大的铁质底盘和臂，因无法搬运只能将光学元件携来昆明。吴先生就用这些元件和砖墩、木架装成摄谱仪，做了一项科研工作，写成文章送国外发表。吴先生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才做成，当然不能做意义很大的工作，但做总比不做好。他认为长期不做研究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我在四年级时到岗头村亲眼见到这台装置，大家都很受教育。
4、 优秀的学生
由于老师好，学校声誉好，优秀学生趋之若鹜，不仅新生质量高，还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转入联大。西南联大学生中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9人是转学生，如朱光亚是从中央大学转来的。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1943—1944年是浙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44年因车祸受伤，1945年初持吴大猷在密歇根大学时的朋友梁大鹏的介绍信到昆明找吴先生。时值学年中间，不能转学。吴先生即让他随物理系二年级听课，暑假通过转学考试取得学籍，入学后通过考试即可免修这些课程。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于课后请吴先生指定更多读物和习题，李每次均能很快完成。吴先生发现他思维敏捷异乎常人。李又用一年时间基本学完物理系数理方面的必修课。1946年吴大猷奉命出国考察，可以带两个年青人出去，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李政道因无大学毕业文凭，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不收，只有芝加哥大学通过考试就可以接收，李政道顺利地被录取。吴大猷慧眼识人才，终于使这颗明珠得以充分展示其夺目的光彩。优秀的生源与高质量的教学相互促进，是西南联大出人才的又一原因。
5、 一定的经费保证
西南联大校领导争取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教育部等多方面的经费支持。1937年9月即获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充的开办费20万元，用4万元购书，12万元购理工科教学基本设备，4万元购买其他设备。清华专用的美国减赔庚款更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例如1939年度清华节余款每月补助联大1.5万元。
五、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必强求一致。有人说是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不过对民主和科学的涵义应该正确地理解。下面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1、 民主的精神应该包括：
（1） 反对独裁，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并具有为实现民主奋不顾身的精神，过去很多民主斗士都有这种精神。
（2） 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了主人翁精神，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国家。
（3） 学术民主，尊重别人，平等待人，团结合作的精神。
2、 科学的精神应包括：
（1） 不懈地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必然追求进步，不断创新，不迷信，不武断。
（2） 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事实，勇于实践，勇于纠正错误。
（3） 具有正确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民主、科学虽然是五四时期的口号，至今仍是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努力贯彻的精神。如果领导在决策时能够民主地决策、科学地决策，那将避免很多错误和损失。
西南联大前后历时九年，继承了三校的优良传统，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她的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她的校风与学风值得发扬。在1946年结束时，在新校舍（现云南师大院内）建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清华）撰写，叙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并对她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碑文中提到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并认为西南联大为“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碑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清华）用篆文书写，碑文由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北大）书写，阴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学系唐兰教授（北大）篆额，834名学生的名录由算学系刘晋年教授（南开）书写，三校五教授合作完成一碑，堪称一绝。北京大学曾照原样进行复制，立于西校门内校史馆附近，以供后人瞻仰。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前进，我国高等教育界一定会出现更加出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