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刘易斯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又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虽然有学者不断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如缪尔达尔于60年代提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70年代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则提出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但半个世纪以来，这一观点一直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托达罗曾提出“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则于1983年在其著作《新发展观》里提出“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同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四年后， WECD的成员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他们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反思和否定了过去传统的发展方式，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模式，对规范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理性设计。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发展的目标也有了更广义的界定。斯蒂格利茨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斯蒂格利茨认为，二十一世纪发展的实质就是变革与转型，发展不仅仅是技术调整所能解决的问题，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整体社会的转型，即从传统关系、传统文化、社会习俗及传统生产方式向更现代方式的转变。这里的转型还应是一种制度转型，即创造出新的社会资本和新的监管与激励机制。斯蒂格利茨所倡导的新发展战略把发展分为五个层级，即个人、家庭、社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发展。除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外，新发展战略更注重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的积累对实现成功转型的重要性；强调制定发展政策的自主性；强调发展进程中公民的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及国际援助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平等的、民主的发展和成功的社会转型。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阐述了另一种新的发展观：作为自由的发展。这里所指的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完成某项功能性活动（如，吃、穿、住、社会参与等）的能力。在森看来，实际收入和产出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因素——这种因素完全能够扩大具有更大内在价值的目标。森认为，自由在发展中不仅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发展的组成部分）；还具有工具性作用，即促进发展的作用。发展实质上就是自由的扩展，自由才是发展的首要目标。森指出了五种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安全保障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森看来，发展就是一个“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密切联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各种不自由的过程，从而使经济主体享有更大的行为自由，能够在现行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框架下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实现更大的效用。

自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峰会以来，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发展机构都强调以人权为目标的发展，承认一切人在发展进程中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乌姆祖里克认为，没有人权就没有发展，应该将发展视为一项权利，但同时也应将其视为一种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应由个人、公众和国家共同享有和承担，三者互相补充。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专家之一的森古普塔认为，发展是一项权利，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的进程与结果同是各国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发展的各项权利包括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经济增长是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障，各国政府则是实现发展权的首要义务主体。以人权为发展目标的发展更强调发展进程中的透明、责任性、公正和非歧视，强调保证公平的全面发展，从而缓解地区间和人际间的差异与不平衡，使每个公民分享到发展的利益。

1990年代以来，发展的理念出现了转变，即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变为强调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政府在总结中国25年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后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但是对国际发展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而且为当前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此外，国际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全面的、协调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世界银行于1998年制订了《综合发展框架》，该框架重视社会、人权、治理结构、环境、经济和金融等各种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各国政府、捐助者、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参与者在发展进程中应建立起伙伴关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从1990年开始连续出版《人类发展报告》，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