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经济增速超过预期，三大需求全面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7422亿元，同比增长9.5%。从增长结构来看，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也呈现一起上升的态势。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7967亿元，同比增长27.1%。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10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较上月有所回落，但考虑到物价下降的因素，实际增速仍然在高位平稳上升。净出口的增长更是迅猛，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增长32.7%，进口3027亿美元，增长14.0%，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今年1—6月份，贸易顺差的月增幅都在200％以上。二是消费价格继续回落，生产价格高位徘徊。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3%，低于去年同期3.6%的水平，继续处于温和上涨的状态。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7.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9%，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上涨势头明显回落。三是货币供给总体宽松，信贷增长持续收缩。6月末，M2余额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5.7%；M1余额为9.9万亿元，增长11.3%，比上年同期低4.9个百分点。就反映全社会资金供给状况的广义货币M2而言，总体较为宽松。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9.9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18.6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3.1个百分点，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1.45万亿元，同比多增240亿元。新增部分主要集中在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上半年累计新增6528亿元，同比多增1660亿元。受去年10月上调贷款利率以及今年3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调整影响，上半年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主要是房贷）累计同比少增1204亿元，占同期中长期贷款少增额的70%。
一、若干需要关注的问题
1、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450亿美元，增长23.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423亿美元，增长32.7%，总体上延续了上年快速增长的态势；而进口增速下降明显，进口3027亿美元，增长14.0%，减慢28.6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396亿美元。外需的超常规增长，成为今年上半年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因素。
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名义GDP分别增加了4191亿元和8634亿元；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名义增加了2070亿元和3845亿元，分别占GDP名义增量的49.4％和44.5％。也就是说，上半年9.5％的增速中，将近有4.2个百分点是由贸易顺差贡献的。而2004年一季度、二季度，贸易顺差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分别为-2.2％和-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个负值。尽管这个数据还不能说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确切贡献，由于近两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体为5：4：1的关系，44.5％的比重还是能说明今年上半年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外贸顺差的大幅增加。
但外贸顺差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而导致进口成本的上升远远超过了进口关税的降幅，使企业减少进口；另一方面也有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而推迟进口或者加速出口的原因。同时，还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下降有关。这些因素中大多数是一种短期现象，必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消失或改变。外贸顺差的巨额增长还增加了我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很多企业的出口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实际上，今年上半年出口（累计）增速已经从1月份的42.2％下降到6月份的32.7％，月均下降1.6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情况下，出口和顺差的变动将对全年经济增速产生很大的影响。
2、内需增长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并存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的动力和压力同时存在。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895亿元，同比增长25.4%，低于去年同期3.2个百分点。从月度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逐月小幅提高趋势，前5个月增速比前4、3、2个月分别提高了0.7、0.4和0.8个百分点，6月份增速达到了29%，为今年以来增长率最高月份。其中，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速基本上呈现逐月上涨的态势，合同利用外资增速也逐月上升。这些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上涨的预示指标。
但投资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增速已经从2月份的27％下降到6月份的23.5％。而另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新开工项目同比累计增速从2月份的－3.0％逐月上升到5月份的22.9％，但6月份增幅又下降到18.0％，出现了拐点。
真正决定今后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效益。企业效益好时，不仅能提供投资资金，更能增加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效益不好时则相反。而上半年，企业利润、产成品资金占用、应收帐款等企业效益指标均朝不利方向大幅变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26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1%，增速同比下降22.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075亿元，同比增长59.3%，增速同比上升57.8个百分点，亏损行业也呈扩大之势。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11549亿元，同比增长19.5%；应收帐款净额24186亿元，同比增长15.3%。由此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势必对今后的投资增长产生很大的压力。
其次，消费继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也不足。
今年以来，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延续去年后期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因素。但通过月度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城市和农村消费走势有所不同。城市居民消费增长基本稳定，而农村消费增速逐月下降，并成为总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这两年消费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现金收入实际增速从2003年上半年的3.1％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12.5％，一系列保护政策的出台又提高了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些必然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但随着粮食增产和国家支农政策后续乏力，粮食价格已经开始下降。6月份，粮食生产价格同比只上涨3.1%，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下半年农民增收的压力增大，农村消费增长必定乏力。
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步降温，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也可能趋缓。而且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在继续扩大，这也将进一步降低平均消费倾向，制约消费增长。
3、世界经济走势与人民币汇率改革滞后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经历了2004年的强劲增长后，2005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总体增速有所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05年全球总体经济增长率为4.3％，低于2004年的５.１％。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在保持增长势头的基础上出现动力减弱迹象，日本经济增长有所加快但尚未完全摆脱疲弱态势，欧元区经济仍在低迷中徘徊，亚洲其他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有所减缓。
IMF公布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国还没有宣布人民币汇率升值。否则，其某些结论可能要重新评估。因为，随着经济和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已经很大。世界经济走势，尤其是世界贸易总量、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重要初级产品价格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很大。反过来，中国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价格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的任何变动，都会对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双向影响和连锁反映。但这种影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脱钩和小幅升值，可能增加以美元标价、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进口，进而诱导国际基础材料商品价格上升，并抵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口的好处；也可能因汇率升值导致出口与经济增长减缓，减少对原材料需求，从而导致国际能源与原材料市场价格下降，并对冲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坏处。
而且，人民币汇率后期走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人民币虽升值2％，但远未消除外界再升值预期，国际政治压力和游资冲击并未消除多少。在中国央行于21日宣布人民币升值后，美国财政部特使威廷顿旋即于23日出使北京，主要任务正是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投机资金也在跃跃欲试，并迫使央行直接出手干预市场。中国政府同他们的正面交锋，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斗争的结果，则要看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决心和干预市场的能力。
从当前形势看，国际油价再度大涨（一度达到每桶60美元，全年油价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元汇率波动、全球发展仍然不平衡等问题，将使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回落，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人民币汇率走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对我国的具体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世界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急速下滑可能性也很小，只要人民币汇率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二、下半年趋势展望
总的来看，由于总供给的快速增长，2005年下半年低通胀的态势不会改变。综合考虑翘尾因素和政策性提价因素，初步预测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左右，全年上涨3％左右。
同时，经济增长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同时存在。一方面，资本充足率对信贷规模的约束、严格的土地管理措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显效。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资金较为宽裕，衡量投资成本的各种要素价格（特别是利率水平）相对较低，各地追求高速增长、招商引资的惯性冲动仍然较大，部分城市土地收入高速增长使地方财力充裕。上行和下行的两股力量将相持一段时期，经济增长有望在8.5—9.5%的区间内继续运行。对今年第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的具体预测结果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1%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5.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8%，出口总额增长30%，进口总额增长20.4%。
至于全年的经济增长态势，则要看净出口和内需的发展趋势：如果净出口小幅下降，投资快速反弹，消费持续增长，经济增长仍然可能过快；如果净出口大幅下降，投资、消费持续走低，经济增长可能趋冷；如果净出口小幅下降，投资、消费保持温和上升，那么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组合仍将继续。后者，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个结果能否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管治能力。
不过，即使净出口大幅下降，回归到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速也会在8—8.5％之间，高于年初的既定目标，依然是一个较高增长和低通胀的不错组合。换句话说，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反倒是，应把握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时机，保持宏观政策的基本稳定并适度微调，大力推进各项改革，兑现“改革年”的承诺，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体制基础。
在短期内，应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增殖税改革和内外资企业税收的统一。同时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防止经济可能出现的过度调整，使全年的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速略大于年初确定的15％的目标，并进一步优化信贷和金融结构。
就长期而言，政府和学界有必要优先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增长”应该是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保持”经济增长还应该是“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在不同目标涵义之下，政府的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2）影响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制约因素有哪些？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和社会性管制的缺失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运行究竟有哪些影响？又是怎样影响的？因为，在现行的理念和体制下，只有政府官员认识到这影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解决这些问题。
（3）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下，我国该采用怎样的工业化的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因为，中国经济偏热就会遇到资源约束，偏冷就会遇到市场约束，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基本上是忙于应付这两种约束，对战略问题却忽略的太多了。
（4）“高增长、低通胀”是不是我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常态？因为，绝大多数人对明年经济增长可能走低、乃至出现通缩的担忧，其依据都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但中国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统治千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未必就适合西方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
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以新思维构建新的政策框架，而不是一般地泛泛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