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诞生于抗击日本侵略战争战火纷飞的岁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而成。短短9年，在外抗强虏、内争民主、物资匮乏那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合大学以兼容并包之精神，学术自由之规模，民主堡垒之称号，勇肩传承文脉之使命，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值此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发表沈克琦《谈谈西南联大》一文，以纪念当年教育界共赴国难，为民族复兴呕心沥血的壮举。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自1937年9月至1946年，历时9年，成绩卓著，成为三校历史中的一个光辉篇章，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
一、西南联合大学始末简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于29日、30日沦陷敌手。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委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任常务委员，筹委会委员还有杨振声（秘书主任，教育部代表），朱经农（湖南省教育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及教授代表胡适（北大），顾毓琇（清华）和何廉（南开）。以后三位常委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校工作，杨振声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北大编制）。8月底三校分别通知各地师生到长沙报到。经紧张筹备，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1941年3月7日常委会决议以11月1日为本大学校庆日。
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租用圣经学校、49标营房、涵德女校和湖南大学的房屋。因到校学生有1500人，校舍不敷应用，文学院改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称长沙临大南岳分校），11月19日上课；机械系航空组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寄读，化工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全校共设十七个系：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理学院有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有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工学院有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1月19日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大西迁昆明。1月24日期末考试开始，本学期上课12周。文学院师生于学期结束后迁返长沙。
1938年1月底开始西迁，分三路入滇。第一路为湘黔滇旅行团。该团由长沙经湘西入滇，全程1660多公里，步行约1300公里，历时68天，4月28日抵昆。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五位教授黄钰生（南开），曾昭抡（北大），李继侗（清华），闻一多（清华），袁复礼（清华）组成指导委员会，黄钰生任主席。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配有炊事员和大夫，有两辆卡车运送行李。师生们一路调查，考察，采集标本，收集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受到贵州省政府和沿途各地政府、人民的热情接待。学生们不仅经受了体力和意志的锻炼，还学到了许多课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二此路由长沙经广州、香港、海防、河内和滇越铁路入昆明，沿途均设接待站。第三此路由陈岱孙教授组织，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和滇越铁路进入昆明，冯友兰、朱自清教授等均走此路线。
西南联大决定迁昆后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盐行仓库等处为校舍，仍不敷应用。常委会遂于3月15日决定设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在蒙自上课。理学院及校本部在大西门外，工学院在拓东路。1938年5月4日全校开始上课。1938年8月23日文法学院迁回昆明。7月购得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8月遵教育部令增设师范学院，并将哲学心理学系的教育学部分划归师院，后云南大学教育系也并入。9月13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一些中等校外迁，西南联大借得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中学的校舍。至此1938—1939年度第一学期才得以在12月1日上课，师范学院则推迟至12月12日上课，本年度招收新生700余人。1939年4月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土墙茅草顶），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土墙铁皮顶），食堂2栋，图书馆1栋（均砖木结构），至此西南联大规模始告底定。
1940年法国投降，日军进入越南（当时称安南），日机由越南起飞频繁来袭，因此又起迁校之议。11月决定在四川叙永成立分校，一年级新生到叙永报到。1939年1月10日叙永分校开始上课，到校新生600余人，后局势趋稳，8月分校师生即迁回昆明。
1938年设立师范学院后，1940年历史社会系又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后者归入法商学院。从此联大有五院26系2个专修科，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1939年增设先修班，1940年增设附中、附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交通梗阻，西南联大继续在昆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教学活动结束，三校开始北返平津。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布正式结束，中止活动。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一二・一惨案，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西南联大前后历时九年，终于实现校歌中“还燕碣”的愿望。
二、 西南联大的成就
1、 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毕业生3732人，研究生毕业75人。毕业生中有的具有三校学籍，毕业时拿三校的文凭，有的是在西南联大入学的，拿西南联大文凭，各种学籍的统计数如下：
学籍 北大 清华 南开 联大 合计
本科生 369 728 195 2440 3732
研究生 19 32 24 / 75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自愿登记转往三校继续学习的1665人，其中北大666人，清华936人，南开63人（南开此时由私立改为国立）。
在联大学习过的学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故院士总数为90人。
联大学生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2人：杨振宁、李政道（物理系）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
以上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部分突出人才，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出现一大批突出人才，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人才济济，洵非虚语。
2、 坚持开展科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方面，联大师生秉承三校优良学风，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在各自领域中严谨治学，坚持不懈，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例如：算学系师生发表了论文百余篇，物理系也有百余篇。华罗庚的专著《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奖励，吴大猷的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获得丁文江奖金，并在国际同行中获得赞誉，周培源在湍流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工学院师生开展了许多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的研究工作。
三、 西南联大的艰苦条件
西南联大处于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从统计学家杨西昆教授所写“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一文中以原月薪为350元的教授为例，下面摘录部分数据以供参考。从这组统计数字即可看出几年间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生活十分艰辛。
年份 生活费指数 薪津约数（元） 薪津实值（元）
1937年上半年 100 350 350.0
1938 年下半年 168 300 178.5
1941年上半年 1,463 400 27.3
1942年下半年 12,619 1,343 10.6
1944年上半年 82,986 9,417 11.3
1945年上半年 430,773 56,650 13.2
1945年下半年 603,900 112,750 18.7
学生则靠救济金、贷金维持生活。当时学生自办膳团，轮流采买，伙食费与贷金数相等，一日两餐，早餐要自己解决。买的平价米是糙米，米中有沙子，有时甚至还有老鼠屎，伙食质量很差。少数人可得一点奖学金，多数人要靠打工，包括到中学兼课、家教等才能贴补上生活必需费用。我就曾在云南省建设厅刻写过一个月的蜡纸，到中日战争史料编辑委员会剪贴报纸一个月。
住宿条件也很差，宿舍是泥地稻草顶，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好在昆明四季如春，很冷、很热的天气很少，能勉强应付。我在昆明四年，只有毛衣，没有棉衣，没睡过席子，也就度过了。在这样挤的宿舍里照样能自习。晚上七时以后就鸦雀无声，如有人不注意，大声讲话后，只要他人轻嘘一声，就复归平静。九点半以后拿脸盆出去盥洗，宿舍里就热闹了，但十时半后又归平静。当然，只能有一半的人留下自修，其他人就上图书馆或上茶馆。附近开了不少茶馆，成了联大学生的自习室，成为一景。由此可见，事在人为，艰苦条件是可以改造的。
由于战争突起，从平津仓促撤出。图书、仪器设备几乎全部丧失，因而教学、科研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艰苦努力下，条件逐步改善，教学尚能基本正常进行。我在物理学系4年，一年级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二年级每周一次电学实验，三年级每周一次光学实验，四年级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还做了六个近代物理实验，这在战时大学中实属难得。
图书虽是一大问题，但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及参考书图书馆基本都有，且每门课都有多种参考书，只是每种仅一、两个复本。市场上也能买到一些影印书（龙门书局出版）。教材的主要来源是同学间的互相转让。每年暑假，就贴出小广告，将已用过的书出售给低班同学，再用此款去购买高班同学出售的教材。上完四年，手中的教科书就剩不了几本了，但每年上课的需要都满足了。有时学生们还自己设法解决教材问题。例如，我在二年级上姜立夫教授的高等微积分时，用 Courant著的书，市场上没有，我们就借图书馆的书到外面去石印。商人表示，只要满30本，他就可以开印。我们凑足30个同学就把书印出来了。
战乱年代，为什么图书馆有这些宝贵的书？（1）这是由于清华大学在战前预见到华北局势不妙，于战前就运出五百箱必需的重要图书期刊至汉口。1938年运昆136箱，计书5,884册，期刊1,169册，其余部分则很遗憾地在重庆被日机炸毁了。（2）由于校领导重视，图书得到了补充。1937年9月16日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各系教授参加，负责图书购置。1938年初，又指定一些教授在迁昆途中经过广州、香港时向外订购图书。校方为此积极筹款，订购新书刊。据1940年3月图书馆工作报告载，“已发出订书单233件，计书1,500余种，期刊300余种，已到新书1,400余册，期刊约4,000余册”，这些都是外文书刊，还有斯坦福大学Hall教授赠文学书245册，康乃尔大学Walker教授赠刊75册。此外，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迁昆后，西南联大又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我就曾去天文所查阅过文献。
关于仪器设备，清华在战前也将部分仪器设备运至汉口，例如从国外订购的制造真空管的设备就直接运到汉口，后经重庆运昆，成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开展电子管研究的重要设备。1937年9月16日还成立了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1938年初指定教授在赴昆途经香港时购买仪器设备。当时上海生产一般的实验仪器，我做普通物理实验时，按照萨本栋著《普通物理实验》做的，用的就是从上海买来的仪器。二年级电学实验用的灵敏电流计则是由美国新买来的，Leeds & Northrup厂出品。我们的指导教师虞福春先生专门告诫我们说，每台要75美元，备用的悬丝只有两根，千万别用坏了，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无法做实验了。为了防备飞机轰炸，他在实验室泥地上挖一个洞，半埋一个50加仑的大汽油桶，实验完毕后就将一些仪器放入桶中，再盖上桶盖，以免日机轰炸时遭受损失。系里还有车床，可以自制设备。别的系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见到化学系自制的“自来水”塔，水是经梯子提上去倒到桶里，这就保证了有机化学实验冷凝水的供应。工学院的金工厂还对外开放接活儿，既有收入，又有利于学生的实践训练。凡此种种，凝聚了老师们的一片心血，使我们学生深受教育，同时也受到良好的精神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