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作为人类发现真理的一项主要认知实践涉及诸多因素。其中除了文化底蕴、知识背景、学术环境、研究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外，还有研究者本人的智慧、创造力，以及思想、信念、激情、意志、批判意识和冒险精神等各种品性。然而所有这些都还不足为道，关键还是取决于人的思维方式。原创性理论凤毛麟角，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研究传统中，一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顽固守旧的经验主义始终束缚着人的思想，耗费着人的智慧，堵塞着人的思维，障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特别是应试教育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培养的人才往往都缺乏驰骋天宇、自由翱翔的想象，纵横捭阖、精深幽邃的沉思，以及不拘一格、无约无束的创新意识。而人类认知史、文化史却早已证明凡重大理论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都离不开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从古代的原子论、整体论到近代的归纳论、演绎论，直到20世纪流行的直觉论、否证论、试错法、虚构论、建构论、反归纳论、多元方法论、发散式思维、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人类精神经历了一系列的飞跃与变革。正是这些思维革命打破人类认知活动中那些僵死陈旧的研究传统，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比如，正是弗兰西斯・培根发明的科学实验催生了近代科学；正是牛顿对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实现了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正是康德的“三批判理论”，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正是马克思对腐朽的普鲁士制度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叔本华对黑格尔绝对理性的背离，滋生了现代人本主义；正是海德格尔对久被遗忘的本原性存在和在世之人的追寻，产生了迄今仍如日中天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每一项理论的问世都与一定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今天中国的学术界要想振翅高飞，获得重大理论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关键是要加速提升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转变陈旧的研究理念，关注当代发生的各种非理性思维、后现代思维，以及形形色色的方法论革命。

首先，关于直觉的创新价值。早在近代之初，笛卡尔就从理性角度指出：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到了19世纪，叔本华主要突出了人的“自我反省、自我体验和神秘直觉的作用”；胡塞尔主要突出了“本质直观的作用”；而柏格森则认为人类要想认识宇宙的本质，只能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自我内省和突然实现的直觉过程。与此同时，法国数学家彭加勒也充分肯定直觉在科学创新中的作用。他说，逻辑主要用于论证，直觉则主要用于发明。没有直觉，一个科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只是按语法写诗，却毫无思想。由此，在反对经验证实原则的否证论者波普尔看来，科学史上，凡重大的科学理论都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直觉和自由遐想。这种情况恰如爱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与逻辑相比，直觉不仅能教人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还能够教会人们从远处瞭望目标和领悟现实。因此一切概念、公理、定律和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人们的直觉观察和直觉思维。

其次，关于“试错法”。其主要特点就是怀疑、批判、发问、摸索、试探和否定。它不仅不害怕失败，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反驳和试图打败现有的假设与理论，以推陈出新。它教人不要厌恶和害怕犯错误，把错误看作绝对的坏事；相反，要尽力寻找理论中的毛病，批判地探讨解决难题的办法，勇于放弃不合适的方案和替代虚假的理论。如果人们不愿意去揭露错误，这务必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要善于和敢于从不间断的尝试与错误中学习。特别是科学家应始终记住“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错误是在所难免”。全部问题在于尽可能快地犯错误，使自己在连续失败中“成为一个特定问题的专家。”

第三，关于“科学游戏”。它不仅有利于培养人的探索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转移经验和进行类比的能力、侧向思维和联想的能力、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和敏锐地反应能力、预见能力、博闻强记的能力，以及其他各种有利于人的发明创造的素质，诸如强烈的兴趣、爱好、求知欲，矢志不逾的追求目标、奋斗方向，锲而不舍的恒心、毅力、勇气，以及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等，而且大量事实都证明现在的许多科学发现、科学理论都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游戏具有十分紧密的起源关系。正是基于游戏的如此重要性，诺贝尔奖得主弗莱明指出：“他不是在做研究时，而是在做游戏时发现了青霉素；正是做游戏的人做出了最初的发现，而更按部就班的科学家发展了这些发现。”尤其是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各类游戏中隐含着的无穷智慧，更为科学理论飞速发展开拓了无限美景。为此，西哥尔明确指出：“宁可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愉快的消遣，也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谋生的讨厌而阴郁的手段。”因为许多理论的产生都是从某些不相关的游戏开始的。游戏的重要结果就是使那些原初的猜测性假设后来得到发展。

第四，关于“发散思维”。就是指人们打破传统，抛弃常规，自由自在地向不同领域、不同方向进行拓展和开发的创造性思维；它将不断地抛弃旧答案，开辟新领地，扩大新视域，做出新发现，造成新危机，引发新革命，构建新范式，创立新理论，获得新发明。为此在库恩看来，全部科学研究都具有发散式和革命性特征。它们要求思想活跃、头脑开放、开拓冒险，这是天才思想家和科学家的特点。只有这些人才能够随时找出问题之所在，能够不失时机地打破陈规旧套，自由自在地构思和设想，信誓旦旦地追求胜利和成功。他们不留恋过去，也不效法古人、因袭传统，总想发明创造。他们思维敏捷，不囿于成见，敢向一切陈旧事物挑战。他们不仅具有非凡的勇气，且极富想象力，经常地进行大胆的选择和决断。

第五，关于多元方法论。其矛头所指就是理论创新中最令人窒息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狭隘理性主义。它激烈反对方法论的绝对主义，宣扬相对主义，指出，所有时代的人们都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从来都不存在特殊的方法保证科学获得成功，有关科学案例的成功分析证明，方法上存在广泛的自由。它要求思想的多样性，研究的灵活性，评价的相对性，选择的自主性，否定传统理性的神圣性；认为科学与各种方法论形象相比更为松散和非理性。与理性规律相比，“混沌、狂妄和荒唐”在科学发现中更重要。这些“越轨和错误”是进步的前提，为此，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极力反对一成不变和普遍适用的教条式方法；主张开放型、创造型和“怎么都行”的方法。目的是摧毁形而上学，创立新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把人们从现有理性和经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自由的非理性形式，包括“特设性假说辅助法”和“历史回复法”等开花结果。

最后，所谓后现代思维。在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赖以成功的经验常常是表面的，因为真理往往隐藏得很深。许多人都是碍于经验而只看到复杂宇宙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把握事物的整体。实际上，人们不仅需要整合与灵感，更需要理性直观和经验重建；不仅需要好奇心、毅力和激情，还需要自由奔放的联想与虚构。比如科学虚构就构成当今世界科学中，由思维革命产生的一种最流行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建构途径。它是对近代以来那些常规性的科学实践和科学方法的否定。也正是基于科学虚构在未来科学发现中的远大前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坚决主张，在今后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实践中，要特别重视“反狭隘理性主义，反逻辑中心主义，反一元论，反本质论，反绝对论，反经验论，反教条主义，反形式主义，反权威主义”；立“非理性主义，非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建构论，直觉论，虚构论，解构论，否证论，以及自由意志论”。在方法论上，要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那些非常规的理论创新方法，如反归纳法、怀疑法、否证法、试错法、虚构法、虚拟法、建构法、模拟法、反驳法、科学游戏法、猜测假设法、赛博虚构、科学虚构等发散式思维、创造性思维、非逻辑思维，高扬后现代思维和多元方法论，以期把人们从现有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启迪人的头脑，开发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兴趣、培养人的创造性，推动理论创新和科学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