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在俄国历史上曾一再被用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思想流派。在十月革命前，“合法民粹派”与社会革命党的主张都曾被人称为“新民粹主义”。但是十月革命后，反对资本主义而主张从农民的村社集体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传统民粹派信条已经被出身于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接了过去，原来以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政治上的民粹派被指责为“背叛了自己的纲领”，遭到镇压而不复存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之交，这时所谓的新民粹主义，其实是泛指不赞成斯大林式集体化政策的任何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这些学说与传统民粹主义的联系也许仅在于所谓的“亲农民”态度。但实际上，传统民粹派的“亲农民”是指亲农村公社，亲“农民集体主义”，那时的民粹派对个体农民、对农民的“个人主义”、“自发势力”和摆脱村社束缚的要求恰恰是十分敌视的。从这个角度上讲，1930年代被扣上“新民粹主义”帽子的那些学者与民粹主义传统的联系，未必比斯大林体制与这个传统的联系更多。

当时被指责为所谓新民粹派的学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实践的民粹派”。他们来源于19世纪80-9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失败以后，一些放弃“主义”转而从事日常农村工作的民粹派，当时阿波拉莫夫曾倡导“小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既然在政治领域无法有作为，“社会革命”的积极行动目标达不到，不如退而求其次，不和沙皇政府闹别扭，而是脚踏实地从事一些实际工作，从“小处着眼”帮助农民。他们主要以地方自治局为纽带，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关心农民的疾苦、解决农民实际生活问题，比如给农民提供贷款、组织销售农产品、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农业技术、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等，以逐渐使农民提高劳动能力，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主导这种思想的是只管问题，不谈主义的“实践派”。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农民的要求为要求，早期也曾提倡把农村建成“反对私有制的堡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探索渐趋主流，摆脱古老集体传统走独立发展道路就成为这些农学家-组织者“具体工作”的指导方向。

另一部分是社会革命党的学者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脱离原来的组织为苏维埃政府服务，但是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认同并没有随之改变，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只在于从斯托雷平暴政下挽救了农村公社，为实现“村社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而且革命后为了抑制农村自发势力，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化条件成熟之前，采取了“把村社放在第一位”的政策，这也为民粹派所拥护。因此革命后民粹主义思想一度相当活跃，在群众中、学术界乃至党政机构都有影响，当时民粹主义宣传也是合法的。由这两股力量组成的以拥护苏维埃政权为前提的民粹派就是所谓的“新民粹派”。和此前的民粹主义派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活动，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种思想学术流派。

新民粹派出现的社会背景是，十月革命后俄国不仅仍是农民国家，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饥荒、大批的工人返回农村，在战前最好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1/3的工人还被雇佣。就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成为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只有农民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工人返回农村，农民比重大增。另外，革命不仅消灭了地主，打击了富农，使农村中农化，加之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反动，使农民又回到古老的村社中，战时共产主义阶段人为抑制商品货币关系，货币的使用量极度萎缩到战前的1/70。俄国从普鲁士道路上退下来又没有走上美国式的道路，而是回到了35万个村社的自然经济中去了。

布尔什维克尽管在理论上并不欣赏村社，但当时为了抑制农村的自发势力一直实行“反对独立农庄化”的政策，事实上把全国变成了全俄规模的重分土地公社。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对峙的俄罗斯传统的复兴，这种政治经济氛围都有利于民粹主义的活跃。

这些“前社会革命党”的“新民粹派”学者之间差异很大，其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最典型的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

一、“组织—生产学派”。这一派在新民粹主义者中人数最多，其代表人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恰亚诺夫认为村社农民是俄国这类不发达社会的希望所在，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动力，任何一种可取的发展计划都不能违背他们的利益，否则农民革命将粉碎这类计划。恰亚诺夫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是农民经济运行中的“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

二、康德拉季耶夫的行情理论与农村改造论。康德拉季耶夫是著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学生，二月革命后曾是临时政府粮食部部长助理。十月革命后两度入狱，后进入财政人民委员部，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问题的决策，并起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部分，他领导的行情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当时最有才干的党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德拉季耶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他最著名的论断是“长波理论”。

三、尤罗夫斯基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罗夫斯基是这三个思想流派中距离民粹主义最远距离马克思主义最近的一支，把他归于“新民粹派”只是由于十月革命前他与上述二人一样是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在专业背景上也不同的是，他是货币金融学家而不是农业经济学家，并且与党外经济学家大都致力于应用经济学不同的是，他对通常只在党内展开讨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独到的建树。在这批“新民粹派”当中，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深，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仍然起调节作用的人。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几年，1929年党外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开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和全盘集体化的运动的高潮中，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党”——“劳动农民党”，新民粹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15名学者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捕死亡，此后，新民粹主义在苏联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