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刘晓凯的文章说，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工、农两大阶级的传统格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由此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

1．利益关系不协调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在由工人、农民等基本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对社会上存在的劳动所得与付出严重失衡的现象，工人和农民深感困惑特别是那些生活艰难的下岗职工和失业工人，在高收入者的舒适生活和优越感面前，心里更是充满失望和愤怒，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摩擦和矛盾，社会离心力增大、震荡趋势加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生活艰难，已使部分工农群众把不满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依靠谁、为谁谋利益的问题。这种不满情绪和片面认识目前还是自发和分散的，其危害尚未集中表现出来，但确实提出这样的警示，如不高度重视基本工农群众因生活过度贫困可能带来的危害，那么就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2．国有企业改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领导者、老板和工人界限分明，基本工人群体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企业与工人、“农民工”大多订了“生死合同”，劳保、安全等方面的权益极少有保障，相当一部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实际地位名存实亡．企业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在很多地方被剥夺。工人群体中的一些人认为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成为当前政治的“局外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信任度下降了；不再相信党和政府，与社会对立情绪严重，出现值得高度重视的政治信任危机。

3．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由于非理性致富手段的盛行，使诚实劳动这个内含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致富理念受到嘲弄。面对一些无德无能的人变成腰缠万贯的大款老板过着花天酒地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农民群众的情绪很难平静，特别是对一些不法乡村干部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血汗，农民群众的意见更大。在困难和无奈中，一些老实的农民开始怀疑自己恪守的传统致富理念是否真正具有价值。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基层干部、基层政权的矛盾呈尖锐化趋势，并且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薄弱，农村基层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链条断裂、经济关系淡化，聚合力减弱，离心力增强，党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减弱。这使得一些地方农村各种非正式力量纷纷抬头，甚至连消失多年的宗教势力、邪教、会道门等腐朽、反动的东西都纷纷出笼，个别地方的乡村政权组织被宗法、宗族等非正式势力控制，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很难在那些地方传播和产生影响力，敌对势力往往乘虚而入，成为影响农村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隐患。流动农民迫于生计而偷盗、抢劫、卖淫、走私、贩毒、偷渡者也大有人在。这些事件极易被恶势力利用或控制，对政治稳定造成危害。

4．非理性致富手段的盛行，使基本工人农民群体与从本阶级分化出去的有产、有权、有钱、有势阶层的矛盾加深。在一些地方，基本工人农民群体用辛勤汗水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或途径攫入私囊，据为己有。基本工人农民群体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对当前形势和未来生活看法悲观，与富有者的矛盾愈演愈烈。他们痛恨“大官”、“大款”、“大腕”相互勾结，但又无可奈何，于是有一部分人转而运用破坏秩序、消极怠工、聚众反抗等方式与之对抗，使得以极端手法对付雇主、富有者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

在现阶段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中，基本工人农民群体经济上相对贫穷、政治上趋于边缘、文化上明显落后，整体社会地位下降，产生了相当强的失落感。经验告诉我们，工农两大阶级人心不稳，社会贫富分化趋势明显加剧，会造成尖锐的社会对立和分歧，对政治稳定局面起潜在的破坏作用。对这些问题如果不重视、不关注，不从根本上思考切实的解决方案，我们党就有可能面临广大工人农民群体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动力源队伍中撤出的危险；工农贫困阶层与富有阶层的矛盾如果难以调和，就极有可能会演变成激烈的社会冲突，殃及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和政治稳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