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健在的著名学者王元化，与思想文化界巨头周扬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

王元化早年就学于清华园，在抗日烈火纷飞的年代里参加革命，并一直在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工作。解放以后，王元化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深得周扬的赏识。1955年，由于受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王元化被隔离审查。周扬得知后，托人带话给他：只要承认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分子”，就可以作内部矛盾来处理。虽然王元化拒绝了周扬的好意，拒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分子”并为此遭受磨难，但周扬这份关心他还是记在心上的。

有此渊源，1978年，当王元化得知周扬复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后，即给周扬写信，与周扬取得联系。周扬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王元化。下面所引录的这封信，是王元化为出版韦卓民遗著写给周扬的求援信，也是他写给周扬数封未曾披露的信中的一封。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略作解释，以给王元化和韦卓民的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

周扬同志：

奉上上海师院学报（82年1期）。其中有韦卓民（已故）论学书，是给我的信，由我整理发表，并附一跋。

韦先生是国内康德哲学专家，生前曾为商务译出亚里士多德及康德著作多种，共三百余万言，内中约近半数积压在商务未予出版。他晚年曾著《黑格尔的<小逻辑>评注》一书（即拙跋中所记），功未毕而人已故。此稿我虽未见，但与他通信中多有多涉及，深感具有相当价值，倘能问世，当嘉惠学人。因此于三年前即向陈翰伯同志当面呼吁，他亦表示重视，并记下此事，但迄今无下文。我不单纯是出于私人受业之情，也确实为了我国学术界的兴旺繁荣，谨向您呼吁，请您推动有关方面（商务）尽快将韦先生评述早日印行出版。韦死后，我与其子女无来往，也无通信关系，仅知他们在武汉某单位任教或任工程师之类，其长子名鄂生，女名安娜。我想出版社如关心此事，当可查出他们的地址。

今夏我大约要来京谈百科文学卷事，届时当趋前拜访。我一直在关心着您的健康，听说您一直很好，颇感快慰。望您珍重。

目前文艺界很需要老一辈，特别是像您这样一直担任领导，深知文艺界情况，并对文艺具有高度修养的领导人发言，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得以茁壮成长。我感到我们党的文学事业向前发展仍存有阻力，因此更希望您于必要时作必要发言，我深信您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您过去已经这样做过多次了。这效果及影响是巨大的。

请代问候灵扬同志。

致

敬礼

王元化手上 （1982年）四月十【日】

王元化在信中只是简略地介绍了韦卓民的学术成就，并没有提到自己与韦卓民通信讨论哲学问题的历史渊源。其实，这是很值得提及的一段学术佳话。

韦卓民是王元化父亲王维周的同窗好友。他早年留学英美等国家，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国现代最早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而有卓越建树的学者之一。1915年，韦卓民就用英文撰写了《孟子之政治思想》，后又陆续发表了《佛教净土宗与基督教之比较》（1920年）、《东西方文化之综合问题》（1927年）、《孔门伦理》（博士论文，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韦卓民回国，到华中大学主持校政，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介绍康德等国外哲学家的著作。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成就，1945年到1946年，韦卓民获得“亨利・鲁斯访问学人”的资格，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并在纽约出版了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

王元化年少时即对韦卓民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时，乃父经常向他介绍韦卓民手不释卷的好学精神，以勉励他勤奋读书。在王元化进中学时，因抗战爆发，北平局势紧张，王维周举家避难武汉，寄居在华中大学校舍，王元化也得以拜见这位父亲称道的长者，并得到他亲授《大学》、《中庸》的机会。可惜时间很短，暑假过后，王家又返回北平，王元化与韦卓民此一分别，就过去了30多年时光（参见《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

六十年代初，韦卓民来上海探亲访友，再度与王家人见面。而此时，王元化却戴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可贵的是，王元化虽然身处逆境，却不为政治磨难所屈服而潜心于学问。他除专心研究《文心雕龙》——这一研究，使王元化成为这一领域中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外，又在黑格尔的哲学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契合”。这种契合，也使他与韦卓民有了更多沟通的机会。王元化后来回忆说：

韦卓民先生利用暑假来沪探亲访友，重新见面时我已进入中年。那时我对黑格尔兴趣正浓，提出向他请教，他慨然应允，并约定通信讨论。他回武汉不久就按约定开始实行了。我们大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函件往来颇为频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断，那些信也全部销毁。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又继续通信，这些信我保存下来了。（王元化：《韦卓民遗著》，载《清园夜谈》）

可以想见的是，逆境中的王元化，读到韦卓民那一封封来信，在增长自己学术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蕴含其间的深深关爱，并将这种关爱化作惕励自己潜心问学的动力。王元化后来说：

他（韦卓民）在一封信中，曾谈到我国思想史方面的贫乏，勉励我说，“世兄其与我共勉之”的话，至今仍时时促我勤奋，使我对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内心的疚责。后来，我的兴趣转向思想史方面，应该说卓民先生的那句话是起了很大影响的。

因为这种影响的存在，王元化须臾未曾忘记这位父执兼师长的前辈。在月朗天霁的1982年，为了表示对韦卓民的怀念之情，他将保存下来的韦卓民的信，选出几封以《关于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通信》为题，发表在《上海师院学报》上。同时，抱着“为了我国学术界的兴旺繁荣”的想法，致信周扬求援，并将载有韦信的《上海师院学报》送上，希望周扬能关注韦卓民遗著的出版。

接到王元化的信后，周扬是很重视的。据了解，周扬曾责成办公室人员与商务印书馆联系。据王元化回忆，主持商务印书馆的陈原曾去信给他，询问韦卓民遗著下落，这大约与周扬的关注有关。但是，正如王元化信中所言，因在韦卓民谢世后，他“与其子女无来往，也无通信关系”，不知道遗著的下落，此事也就没有结果了。直到八十年代末，韦卓民所供职的华中师范大学才编辑完成《韦卓民遗著》一书。九十年代初，在书付梓之际，王元化写了出版前言，再一次表达了对韦卓民的怀念和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