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到来，西欧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阶层和文化多样性产生的社会隔阂、全球化风险对福利制度的挑战、以非政府组织形式表现的市民社会兴起等等。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这些党在1992年联合成立了欧洲社会党，本文统称为社会党）相应调整了政治理念，以包容性应对多元社会，以积极性应对风险社会，以参与性应对市民社会，试图提出一种国家（政府）与市民社会互动的治理模式。
以包容性应对多元社会
多元主义承认差异和变化，尊重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并力图拓宽社会团结的范围，特别是政治多元意味着权力的多样化，为实现各种利益提供了途径，为协调各种利益提供了场所，创设并维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这与社会党追求的“自由、公正与互助”的价值理念，与它们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驯服资本主义”的主张是吻合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人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乃是因为遵循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不是靠意识形态的垄断。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建立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表明多元化社会业已是其谋求广泛政治对话的一个前提。
近30年来，欧洲传统工人阶级人数急剧萎缩，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影响日益减弱，而与此同时，服务业、信息业等新型的第三产业迅速扩张，中间阶级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力量。社会党逐渐丧失了传统的载体，它们也不再以工人政党的身份标榜自己，尽管仍然强调自己代表社会中下层居民的利益，但同时也代表多元化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了在多党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社会党力图把自己“改装”成为具有全民性质、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党，能够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接受的党。英国“新工党”和德国“新中间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欧盟一体化的扩展和延伸，使各国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了，民族认同更具有开放性，建构一种超越任何愤懑的社会正义感，促进社会的包容性也就成了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吉登斯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而这种反映多元社会的包容性具有丰富的含义，包括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的多样性。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为人们提供多样性的生活目标。当然，怎样把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落实到政策上，并取得实效就不那么简单了。
无论如何，新的多元社会治理必须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刷新。这一点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执政党尤为重要，也就是执政党的施政策略不仅仅要代表基本阶级，也要代表更多阶层的利益；不仅仅是充当协调人，更应推出最能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以缓释由于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社会党人理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民主实践。
以积极性应对风险社会
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国家党”几乎成了社会党执政的一个标签。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现行福利制度与日益增长的新的风险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还引发了一个悖论：国家提供的福利越多，发生“道德公害”（指依赖救济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结果在加重国家福利负担的同时又孕育着新的风险。
社会党推进的福利制度改革即“积极的福利”强调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提供扶持的手段而非简单的救济。包括一系列对低收入工作家庭的优惠政策，鼓励人们通过工作来减少对福利的依赖，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来改变自己；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公共—私有部门的伙伴关系，建立新的多元福利结构；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引导来调节社会分配，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直接再分配。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就业能力，使人们承担起创造财富的责任，或者说是以注重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
风险社会的治理，一方面是通过社会政策，增强个人的自助能力，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政府则主要起组织和协调的作用。今天，人们已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里，国家没有了（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敌人，却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在全球化条件下，许多风险跨越了国界，譬如金融风险、食品安全（如疯牛病）、生态风险（如转基因产品）和公共卫生风险（如禽流感）等等。“风险社会”所发生的不可预测、不可保险的风险，已经超出了工业社会的控制力。“风险”也因此成为进行政治动员的最强符号，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媒体和论坛。社会党提出要加强政府的适应性，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灵活的治理，在公共事务管理上重新界定目标函数，重视应对政策的积极性和预防性，使政府精力更多地用在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充当消防队疲于奔命地去补救。
以参与性应对市民社会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人们把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称作“治理”。治理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流行的口号。
人们普遍认为，成熟的市民社会是走向未来的规范性社会组织，与之相伴的，则是自下而上的社群活力的释放。以往政府主要是通过与工会、企业家协会等利益集团打交道贯彻自己的政策，但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动物保护组织、女权运动、社会责任运动，它们的影响力堪比政府和企业界，且往往具有全球性的规模，这个社会力量谁也不可忽视。
社会党人重视社群和市民社会理论，认为一个多元的社会，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或社群）之间应该保持某种平衡，否则，社会秩序、民主和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市民社会的意义就在于为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划界，以限制国家的随意干预和市场的为所欲为，使社会力量拥有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同样，全社会都参与了对风险的界定、讨论和决策；而参与的扩大和深入使公众了解可行的方案，欧洲环境政策的发展和改进过程表明，有些意见就是这样被公共政策吸收了。因此，无论是多元社会治理还是风险社会治理，都可以归结于市民社会的治理，这也正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主要部分。
市民社会治理，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能范围。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实践的代表人物，布莱尔认为，政府所起的作用既有限但又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创造宏观经济的稳定环境，促进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遏制不平等和确保个人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政府还要区别哪些领域该由它来做，哪些领域该由私人部门来做，哪些领域两者合作比较好。全球化并不是要削弱政府，反而要加强政府，但这种加强并不意味着传统左翼扩大统治范围的“大政府”，政府的重要性是影响力而不是规模，关键在于它做了什么、做得怎样，而不是它做了多少。这就突出了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效率和责任意识，突出了与公正相结合的“实效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充分利用市民社会的资源。
其次，建立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合作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在法律上相对独立，结构上相互补充，功能上相互依赖，彼此成为对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和政府的权力，督促民主政府的有效运行和市场体系的良性运转。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执政党必须在执政意义上把这些非政府力量纳入治理体系，而不仅仅看作选举联盟或什么权宜之计，共同构建实现治理目标的新机制与新途径。政府要花大力气提高人们的“自助”或“互助”能力，发挥各种社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限制市场力量、沟通政府与市民、弥补社会福利缺陷等方面的作用。
当然，政府毕竟不是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跟班，它的主导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执政党不能仅仅依靠某种谱系来垄断对政治的参与，它必须对社区紧张甚至失序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把不同层次市民社会合作的意愿整合到治理体系中。社会党正在进行一场目标是广泛参与的、灵活高效的公共管理体制的变革，他们的社会契约原则是：无责任则无权利，无民主则无权威。这个民主化既包括了向地方和具体部门的权力下放（如公共卫生体制的改革），又包括了向超民族国家的民主权力转移（如欧盟统一宪法）。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国社会党的表现五花八门，但大方向还是一致的，即首先是谋求执政，然后才谈得上在转型中寻求复兴的途径；这就既要审时度势，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又要有新的政策措施，制定比较灵活的治理方案。
（本文第一作者：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