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兴起，并被广泛地运用于研究当今的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在继承旧的制度分析学派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把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决策研究结合起来。” 它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着重于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认为制度变迁决定社会演进的方式，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正如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斯所说：“我们不是要再造过去；我们建构的是关于过去的故事。……将制度融入历史，能使我们比在其它情况下讲述一个更好的故事。”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则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指出：“ 制度理论将阐述历史的进程怎样受政治制度具体特征的影响，并将提供对历史无效性问题的更宏大的理论解释。”

按照诺斯的说法，“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即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行为。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其中，制度安排指的是某项具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和程序；制度结构是由各项制度安排依一定的关系所形成的一个动态集合或称系统；而制度环境则是在把制度看作因变量时，所有对制度变迁有影响的参变量所组成的背景状态。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活动都是在一系列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在种种约束条件下，人们对于问题的解决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最后总会通过搏弈决定一种解决方式，这就形成了一项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形式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而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一旦形成，便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机制。也就是说，制度自身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种路径，它的既定发展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这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而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利益因素，即制度安排产生后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

从制度形成的偶然性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推论，起初有效的某项制度安排在演进过程中有可能会失去效率，从而导致制度的非均衡，这就产生了制度创新的需求。但存在制度创新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产生制度供给，“只有在制度变迁的实施者有利可图，且能承担制度变迁中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而且，由于路径依赖机制的存在，初始制度安排对制度变迁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是诺斯反复强调的：“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制度本身，还是信仰制度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的产生和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当前和过去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由此不难看出，新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颇有契合之处。因为唯物史观并非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它在原则上也并不排斥非经济因素对于历史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也因之，恩格斯在阐释和发挥唯物史观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说。马克思也曾强调指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她也必然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毛泽东则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只承认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意义，认为“它们的地位并不相互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辨证唯物论的见解。”“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 “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新制度主义也不否认制度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它的特点在于它更强调制度的“自主独立性”，即认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制度结构不只是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力量的简单反映，而且也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结局，对历史进程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