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

关于顾准，有这样的评价：“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

“只因为他的思想变成了铅字，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这些评论，都出自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之口。随着他诞辰9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顾准这个名字再次为知识界、思想界所瞩目。

顾准1915年7月1日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清贫家庭里，当他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时，就挑起了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此后的13年时间里，他勤勉好学，加上天资聪颖，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忠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此后，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他从上海到延安、华东，再回到上海，工作和生活多有变动。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一年以后他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1965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的帽子。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病在北京去世。从1956到1974年，他拖着病体，勤勉进学，独立思考，在逆境中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

纵观顾准的一生，坎坷曲折，饱受横逆，但他矢志求索，怀着坚贞的信念追求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睿言智知，对中外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上个世纪90年代，《顾准文集》、《顾准日记》相继出版，使得国内思想界、知识界和经济学界对顾准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对顾准和他的思想的回顾和反思。

“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在为兄长所写的小传中这样评价他。

早在50年代，顾准就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予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长篇论文中，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合理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他深刻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放在更加恢弘、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他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论证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见诸于古代的希腊城邦，而不可能实行于后世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唯一可行的只有间接民主，只有政权容许“合法的觊觎”的有制衡的政治。

1973年，顾准已是身染沉疴，但他还在不停地思考，拼命地写，要用“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一直写到死。翻检他记的《北京日记》，会发现他在生活的最后两年，一直在拼命地读书、写作，这册日记中记下的书名有长长的一串，近百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著作，就是这一时期他心血凝聚成的结晶。本着“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察家”的精神，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读来令人心颤泪下。

顾准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追求光明的思想品质和特立独行、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日子里，顾准道世人所噤言，闯思想之禁区，风标独立，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勇猛果敢的论著。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论断的大胆质疑，他对希腊城邦制度、西方市民社会、中国史官文化的真知灼见，精彩纷呈，振聋发聩。这些在黑暗中思索出的文字，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文革”开始后，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此后妻子不堪受辱而自杀，子女与他划清界限，而他也不得不签下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单影只，孑然独处，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直至去世。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但即使如此，他仍坚持思考，不断探索，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不由地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这样的评述用在顾准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泰戈尔的一首诗中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顾准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