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之后四十多年，一次又一次财经决策的出台，一个又一个财经疑难问题的解决，一场又一场财经战役的胜利，一项又一项经济建设的成就，无不凝聚着陈云的心血、才能和智慧。他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立下了赫赫战功，创下了彪炳业绩，留下了深远影响。他为什么能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中取得那样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的思想方法对头。陈云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他说的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比较，是陈云做财经工作经常运用的方法之一。他认为“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性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 “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做比较，和过去的做比较，还要和外国的做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粮食统购统销是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之一。统购统销的决策是陈云运用比较方法解决财经疑难问题的一个生动例子。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1952年是43.56亿元，1953年则是90.44亿元。随之而来的是就业人数大增，社会工资量大增，城市和工业对粮食需要量大增。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食用粮增多，加上自由市场的存在和投机商的推波助浪，社会的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粮食等生活消费品供不应求，这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遇到的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这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上，粮食问题成为大家关注和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度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7、8、9三个月共收进粮食98亿斤，超过原定计划7亿斤；销售粮食124亿斤，超过原定计划19亿斤。粮食缺口在进一步扩大。

全国财经会议后，陈云立即投入很大的精力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粮食问题。他先是要求粮食部准备粮食问题的材料和研究粮食的购销方案。接着，他又连续10天同中财委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粮食的购销办法。他重视算账，对当时粮食购销的明细账，更是算得一清二楚。1953年7月1日至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原定的340亿斤粮食收购计划，到9月底只购到近100亿斤，10月到12月要收购160亿斤，1954年1月到6月要收购80亿斤，才能完成计划。而当时东北因受灾在原定的上交粮食42亿斤的计划内却只自认上交14亿斤，其他地方也有完不成计划的。本粮食年度原定的粮食收购计划会有很大的数量收不上来。另一方面，本粮食年度的粮食销售将需要567亿斤，比原计划480亿斤多销87亿斤。如果收购比原计划减少30亿斤，差额就是117亿斤。即使收购计划全部完成，87亿斤的差额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87亿斤的粮食差额，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不能增加粮食税，不能减少市场上粮食销售量，不能减少出口，不能减少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也不能减少储备粮。

总起来看，不改变公粮之外的自由买卖，国家粮食收进少、销售多的状况无法扭转。不扭转这种状况，粮食发生混乱，整个市场就要混乱，天下就无法安定，建设就难以进行。为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设想了八种方案，进行了研究。10月，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把八种方案都提出来，当面进行比较，如何选择，请与会者考虑：

第一种方案是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实行这种办法，我有点担心，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问题太大。如果在这件事上出了毛病，比新税制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新税制只是我们跟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这是我们跟广大农民的关系。”

第二种方案是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听到‘征’字就害怕，说是不是可以慢一点征；至于城市配给，他是赞成的。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道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但是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看到城市在配给，他就会不卖粮食。所以，只在城市配给，不在乡村中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第三种方案是只征不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欢迎这种办法，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在它侵占的地方搞过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人们一听到配给就头痛。我说，如果只在农村中征购，换给他钞票，他拿到钞票以后，转一个身就可以再跑到城市的粮食公司里去买，结果，你征购到的粮食便会统统漏掉。所以，只征不配不行。”

第四种方案是原封不动。“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现在这样做下去，自由卖出，自由买进。结果必乱无疑。有的同志说，就准备乱它一年，看一看再说。但是，如果在乱了一年以后再来征购，那就要比今年开始征购困难得多。”

第五种方案是“临渴掘井”。“就是说，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再来抓大头，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主要产粮区去征购。要这样做，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自由购买能不能完成收购计划？如果完不成，那就要多加小心。二是到明年二三月或四月间粮食已经不够的时候，再搞征购，是否比现在就征购好一些？我说，那时候临渴掘井，还不如现在搞好。”

第六种方案是动员认购。“东北在一九五一年实行过认购，就是上面有一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开一个会，号召大家认购，认购不足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可以称为强迫而不命令。不达目的不散会，还不是强迫？征购是要下命令的。我说，强迫而没有命令，还不如有命令而不强迫好。不强迫就要对农民做说服工作。”

第七种方案是合同预购。“就是订预购合同，按合同购粮。这个办法也好，但是今年来不及了。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就买到了。我看，棉花之所以买到，主要原因是去年收获了两千多万担。如果棉花收成不好，订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会卖。现在粮食产量恰好不是多，而是不足。我们并不完全放弃预购，预购还是一个办法，但是有一个数量的问题。”

第八种方案是各行其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实行这个办法，那个地方可以实行那个办法。只要不妨害旁的地方而且能够完成任务，这个做法也可以试一试，但是要考虑到互相之间的影响。”

陈云将上述八项办法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 与会者听取陈云的报告，一致为他经过缜密的八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所折服。大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对此，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陈云等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两方面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一个月后，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3至1954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量比上个粮食年度增加29.3%，胜利完成了当年的统购任务，一举稳定了粮食局势，扭转了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少销多的局面。但是，由于核定农民的粮食余缺缺乏具体办法，一些地方出现了国家跟农民的关系紧张的问题。1955年1月和5月，陈云两下江南调查研究粮食统购统销情况后，提出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意见，并为中央所采纳。这一决策，找到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

在当时具体条件下，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是正确的。陈云说：“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实践证明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曹应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