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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的“排场”  
 

1896年5月,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当时大清帝国曾派出首辅李鸿章前往庆贺。

尼古拉二世特意授命总理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全程接待。

维特派出宫延事务部官员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到达敖德萨城后又派出一队士兵专作荣誉护卫。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欢迎仪式当然是盛大隆重的,就连接下来的吃茶点都安排了乐队,组织歌舞,甚至还有专门的礼宾司仪。

“彼此鞠躬之后,我把他延入大厅,待一程序完成,命令仆役开始上茶点。茶点同样是以盛大而讲究的场面送上来的。”维特后来专门写到过这一吃茶点的细节。舞女展袖,管乐齐鸣,大厅里轻歌曼舞,乐曲悠扬,不断旋转而过的舞女宛如片片彩云,维特对自己的精心安排无疑是满意的。

但这位沙俄总理大臣很快就没了自信。他发现,在“排场”方面,这位中国大员面前,自己怎样挖空心思也难望其项背,只有自叹弗如的份儿。

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吸烟细节就把包括维特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俄国人都镇住了。维特写道:

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声音沙哑,有点像马的嘶叫。立时就有两个中国侍者从隔壁房间飞奔而出,一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一个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火种和烟草。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吸烟仪式开始了。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一动不动的。两个侍者分工负责,训练有素,一个专管烟袋,一个专管烟草和火种。李鸿章把烟袋含在嘴里的时候,负责烟袋的侍者单腿跪地,双臂平直始终在下面托着,每等李鸿章吸完一口,就不失时机地把烟袋从他嘴里取出,待他恣情美意吞云吐雾一番过后,再如木匠接榫子一般恭恭敬敬迅速而准确地投送到他嘴里去。负责烟草和火种的侍者,动作完成得更是连贯紧凑得体。两个侍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而李鸿章始终眯着双目泥塑一般端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抬一抬。

作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两朝元老,维特绝对算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可他何曾见过这等吸烟场面?他只有连连摇头,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

到5月18日的黎明,因为皇上有礼物分发,莫斯科的市民们为了得到皇上一份礼物,也为了一睹新皇上的风采,在基本上只有一点五平方俄里的霍顿卡广场上,已经聚集了百万之众。

快到早晨六点钟时,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有名的人祸发生了。

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那天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而据当时各媒体报道,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在喜庆大典日子里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不少当事的沙俄朝臣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这时李鸿章作为观礼使节,带着一支豪华待从队伍出现了: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我赶快迎上去……李鸿章问我:“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有两千人伤亡,此事可真?”我回答说:“是的……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忽然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这不幸事情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不解其意,答道,是的,已经禀报过。他面带遗憾地摇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太没有经验了,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奏报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皇上问我有没有什么瘟疫病发生,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随后,李鸿章又解释似的开异我说:“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做臣子的要让他高兴才是,干吗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这一次,维特的感慨是:“我自己想,我们虽然落后,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些。”

不久,因为尼古拉二世本人一直就渴望扬威拓土,对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垂涎欲滴,提出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港口,而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极具战略位置,他们要出兵强行占领,并迫使中国把整个辽东半岛都割让给他们。

在这件事上,李鸿章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很长一段时间态度一直很强硬,李鸿章并一再让维持转告尼古拉二世,中国人不会屈服,俄国任何时候都不可对中国有侵略企图。以致维特多次评价“李鸿章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杰出的政治家,而过去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这未免太冤枉他了。”“我接触过许多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的能力和功绩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

但是,据维特自己说,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事态却开始恶化,沙俄国内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一批俄国战舰也已停泊在了旅顺口外,随时准备突袭中国。鉴于这种情况,“我给我们驻北京的官员发了一封密电,教他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个大臣张荫桓,就说我劝他们与俄国方面达成协议。我并指示我们的官员馈赠两位大臣以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万卢布的贵重礼品”。接着维特又着意加了一句:“这是我在与中国官员办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贿。”

这以后的事态完全按维特的设计发展了。我们不知道多大成分是由于形势的所迫,多大成分是由于卢布的作用,反正维特所说,李鸿章和张荫桓去了颐和园,对正在那里游玩的慈禧太后进行了劝告。最终的结果如维特所说,1898年3月15日,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一方,沙俄的代理公使代表另一方,中俄双方在协定上签了字。

(2005年第5 期《书屋》贾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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