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后其中国语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挂钩和与侵略扩张政策相伴之路。

德川幕府时代，对外贸易限于长崎一地，不少中国人被日方聘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或教授中国语言，长崎成了当时中国语教育的中心，当时通用的所谓“中国语”是南京语。

1873年中日正式建交。柳原前光赴北京就任首任公使需要懂北京官话的中国语翻译，临行前找不到合适的。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日本外务省为和清政府交涉急需北京官话翻译，由此认识到南京语教育不敷外交之需，于1876年9月派学生到北京公使馆学北京官话。是年9月，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决定改教北京官话，日本中国语教育开始从南京语向北京官话教育的转换。

实现这种转换还出于军事上的理由。1872年，为贯彻既定的侵略国策，日本陆军参谋组织开始陆续向中国派遣谍报人员广泛收集情报。派遣地区遍及中国南北，这就需要懂中国共通语“北京官话”的人才。1879年末，陆军参谋本部派16人往北京留学2年。这批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陆军各镇台（师团）和士官学校教汉语。 同时，在东京设立了以参谋本部搞特务工作的将校为主的中国语学习小组“汉语会”。

甲午战争后，日本各地的官办和私立高等商业学校都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之一。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汉语课。1902至1903年间早稻田大学开设汉语课，是为私立大学教授汉语的先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出版汉语课本、辞典的书店如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

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地的“同化”政策，因此在台湾对日本人的汉语教育停止了。但在师范学校、警察司法学校还保留教汉语，台湾总督府的学务课（约等于教育局）也研究闽南话，并编写了词典，这都是为了统治殖民地的需要。

近代日本的战争扩张常常和宣传“日中提携”、“东亚一体”相辅相成。1897年，政客犬养毅等在东京成立了东亚会。次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膺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同文会。后两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近卫任会长。1913年外务省设置“对支文化事业部”，东亚同文会置于其管辖之下。东亚同文会的活动重点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就是1900年5月在中国南京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后移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书院生源主要来自日本地方政府和公共机关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学习的科目以商业贸易为中心，中国语为重点。书院的一大特色课程是研修调查旅行，利用暑假调查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各国的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况，写成调查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并装订成册送交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作参考。参加调查活动的学生累计近5, 000人，调查旅行的费用受外务省资助。

无线电台1925年刚在日本出现，第二年就利用这一最新发明播送“支那语讲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在日本学习汉语确实代表了一种潮流。随着日本海外扩张的加剧，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从国内转向国外，在殖民地和租界办的中国语学校数量大大超过了日本国内，显示了日本独霸中国战略步骤的加快进行。

1930年代起，日本法西斯主义抬头。日本政府为动员国民建设“东亚新秩序”，有意识地鼓动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大陆寻找出路，特别是移民中国东北地区。战争的准备和实施，殖民地的大力开发，都需要大批中国语人才，于是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激增。中国语教育流行甚至连中学也开设中国语课程，是为日本学者所谓“支那语教育的黄金时代来到了。”

日本为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很重视管理层的中国语能力。在20年代，也就是关东厅和“满铁”成立不久之后，这两个机构就各自设立了“中国语检定试验”制度，这是一种汉语能力考试，分别针对关东厅和“满铁”的下级职员及警察，考试分级进行，合格者按所获等级发给奖励津贴，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力考试。

至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近代日本与侵略扩张政策相伴的中国语教育划上了句号。